▲九江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九年（384），为东林慧远所创。该寺正对庐山香炉峰，四周群山环抱，门前为虎溪桥，现存建筑为1978年重修。苏轼游庐山时曾亲赴东林寺参谒常总大师，同游庐山山水。在与禅师交流中，苏轼写下了名诗《题西林壁》
提起苏轼，人们不禁浮想起一个诗词书画无所不能的宋代才子，然而苏轼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号却是东坡居士，一个在宦海沉浮中保持纯真、豁达又不乏幽默的深刻形象。居士为佛教用语，梵语为kulapati，意为居家而有志于佛法之人，苏轼为何自称居士，他与佛禅究竟有何渊源？让我们一同走进苏轼的禅悟之路。
故土禅缘：苏轼的初识与追求
苏轼曾言，益州之地为“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蜀地有着悠久而浓郁的佛教文化，寺院之众、信徒之诚均享誉唐宋，而国内第一部佛教官方大典《大藏经》更是印制于益州，可以说苏轼自幼时就受到了佛禅的熏陶。苏轼的家人多信奉佛教，其父苏洵更是与云门宗禅师居讷和惟简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其弟苏辙也是“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卷渐忘情”（苏辙《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其一》）。苏轼由家乡对佛的崇奉、家人对佛的信仰开启了佛禅之缘。
年少时的苏轼尝游历于蜀地多处寺院，如旌喜院有“北宋苏东坡兄弟尝读书其间”、华藏寺有“东坡读书台”、实相寺有“东坡读书院”等（《中国地方志集成》）。苏轼于此时结识了当地著名的僧人——惟简和惟度，“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中和胜相院记》）日后，苏轼与惟简多有往来，如苏轼进京赶考时，惟简焚香沐浴为之祈福，苏轼两度居丧返乡均与惟简相约，苏轼为之写下了《中和胜相院记》。二人间多有书信往来，苏轼更是听从其劝告，将珍贵的四板菩萨像施舍出来，惟简立誓要用生命去加以守护。这份友谊贯穿一生，直至苏轼晚年，惟简临终之际托弟子前来求挽文，苏轼提笔写道：“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莹然摩尼，归真于上。锦城之东，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敬重之情溢于言表。苏轼由僧人的言行举止、由与僧友的交流探讨加深了对佛教的理解。
那么苏轼希望日后效法僧侣吗，显然苏轼从年少时代起就有了独到的想法，他更倾向于其父苏洵描绘中兼具儒雅与禅意的香山居士（即白居易）。苏洵曾远赴虔州，他告诉12岁的苏轼，虔州天竺寺有香山居士的题诗，颇为知名，“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白居易《寄韬光禅师》）白居易的名气、诗作的禅意与父亲的娓娓道来，给年幼的苏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47年后苏轼远贬惠州，特意前往寻访遗迹。可以说在苏轼早期的佛禅感悟中，香山居士成了他敬仰的对象，以至于日后苏轼在黄州筑庐，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容斋随笔》）
广结僧众：人生路与释中友
嘉祐二年（1057），苏洵携二子进京赶考，一时间名满京城。虽不久后苏轼因母丧而归乡，但嘉祐四年（1059）他仍以卓越的才华考中制科，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如果说赴任凤翔前，苏轼对于佛教大多是香火崇奉，那么此时同僚王大年的点拨则使得苏轼走上了研读佛经之路，“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王大年哀词》）
此时，源于其父苏洵的交往，苏轼结识了居讷大师的弟子怀琏，嘉祐六年（1061）苏洵为朝廷编纂礼书，怀琏奉上阎立本画作，苏洵携二子赋诗赞誉，由此开启了苏轼与怀琏长达数十年的友情。苏轼后返回汴京，多次听怀琏讲经说法，二人间经常书信往来。当时北方士大夫多鄙夷佛教的因果相报之说，而怀琏将儒释道三家熔为一炉，相互借鉴与解释，深得众人喜爱，连仁宗皇帝也“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宸奎阁碑》）。怀琏的造诣深深影响着苏轼，怀琏的智慧也常常指引着苏轼，后苏轼宦海沉浮，与怀琏一别25年，不禁感慨“恨不得一见老师，更与钻磨也。岁暮，山中苦寒，千万为众自重。”（《与大觉禅师琏公二首（杭州）（之一）》）
▲《宸奎阁碑》，全称为《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现位于浙江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该碑为苏轼手书，现存碑文为明万历年间重刻。苏轼自幼深受佛禅的熏陶，成年之后也同许多高僧交往频繁，留下许多佳话
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轼归乡守孝，待三年期满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直陈利弊得失，不为朝廷所见容，故而自求外放，后至杭州任通判。此时的苏轼在心态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已远不是早年的锐意进取，面对逝去的父母、面对朝野的纷争，他开始转向追求内心的宁静。杭州名刹宝寺众多，佛教文化兴盛，苏轼常常游历其间，“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麋鹿尽相识，况乃比丘师。辩净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随。”（苏辙《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而此时苏轼结交了大量知名僧人，“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东坡志林》），最为他所器重的有五人，即海月惠辩、辩才元净、南屏梵臻、大觉怀琏和明教契嵩（怀琏为旧识，云游至此）。苏轼尝与诸位名僧同游西湖，“苏子瞻佐郡时，与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诊为方外之交，尝同泛西湖。”（《苏东坡轶事汇编》）苏轼与僧众不仅研习佛法，走访山川，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如海月禅师惠辩：
余通守钱塘时，海月大师惠辩者，实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惠辩大师在杭州讲经说法25年，颇有声望，苏轼对大师是“因喜从之游”“敬之如师友”。后来惠辩临终之际告诫弟子，待苏轼前来方可入殓，苏轼一连写下三首挽诗予以悼念；待惠辩逝后21年，其弟子希望苏轼为惠辩写挽语，苏轼当即挥笔写就。可以说苏轼与惠辩大师的情谊，是苏轼研习佛法后对禅师的由衷敬仰，也是苏轼初任杭州官职时与僧众交游的真实写照。
又如辩才禅师元净：
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后二十年，独馀此翁（指元净）。今又往矣，后生谁宗。道俗欷歔，山泽改容。谁持一杯，往吊井龙。（《祭龙井辩才文》）
▲《次辩才韵诗帖》，宋，苏轼，纸本行书，凡20行，计188字，纵29厘米，横47.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轼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轼上（诗略）
元净大师曾住持杭州上下天竺院，僧徒过万人，他博览群书精通于止观双修，被宋神宗赐予“辩才禅师”称号。苏轼与之多有交往，曾写诗称赞“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赠上天竺辩才师》）元净大师曾帮助苏轼之子苏迨治疗腿疾，深受苏轼的信任，后来苏轼来信问候表达“思仰日深”之意。元净大师终年81岁，苏轼盛赞大师的心境与造诣，“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祭龙井辩才文》）
▲上天竺寺，位于今浙江杭州天竺山，为“天竺三寺”（上、中、下天竺寺）之一，均系杭州古代名刹。元净大师曾住持杭州上下天竺院，僧徒过万人，学问精深而被宋神宗赐予“辩才禅师”称号。苏轼与之多有交往，曾写诗相赠（《赠上天竺辩才师》）
再如明教禅师契嵩，年幼时即出家为僧，擅长行文讲究修辞。仁宗朝初期排斥佛教，契嵩写成《辅教篇》阐明儒佛二教的各司其职，佛教实为不可或缺，一时间震惊文坛，改变了士人的排佛立场。其后契嵩的《正宗论》《中庸解》《上皇帝书》等备受赞誉，被仁宗特许编入道家藏经，契嵩本人也被授予“明教禅师”称号。苏轼任职杭州时，契嵩云游至灵隐寺，二人常研习佛经，据说苏轼与之早期见面时曾感叹秋天变化无常，契嵩则答曰：“心中无杂念，四季也自然”，并挥笔写就《早秋吟》，令苏轼称赞不已。后契嵩坐化，苏轼悲痛回顾契嵩与惠辩两位大师，称二人为一喜一怒之修行，“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指契嵩与惠辩）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
▲灵隐寺，位于今浙江杭州西湖西北灵隐山山麓中，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距今已有1690多年历史，为江南地区的佛教名刹。苏轼任职杭州时，曾与僧契嵩在此常研习佛经。据说苏轼对契嵩佛法修行称赞不已，还在《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中表达了敬佩之意
熙宁七年（1074）后，苏轼陆续调任密州、徐州与湖州知州，就在元丰二年（1079）写给神宗的《湖州谢表》中，苏轼的语句遭到朝臣攻讦，几近命悬一线，后经多方求情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经历这一磨难，苏轼于苦中求禅的意向愈发明显，他自筑茅庐称“东坡居士”，时常拜访僧舍、披阅佛经。后人有云：“子瞻（苏轼）之文，黄州已前，得之于庄；黄州已后得之于释……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学者，以退之（韩愈）为极则；北宋已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而苏轼在辗转迁移中得到了僧人道潜、了元等人的挂念，苏轼的苦闷与怀才不遇在与僧友的互赠书画中、往来信笺中、远来相聚中得以排遣，僧人不因祸福荣辱而待友有别，苏轼亦不因清规戒律而待友有距。在苏轼贬谪黄州之时，结识了安国寺住持继连，面对心中的苦闷，苏轼选择常去安国寺打坐、悟禅，黄州太守也常与苏轼在安国寺饮茶、赏花，继连请苏轼为寺中竹亭命名，苏轼欣然答应，其名为“遗爱”，并作《遗爱亭记》，后苏轼即将离开黄州，未来之路坎坷而安国寺却别有温情，于是欣然写成《黄州安国寺记》：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堂宇斋阁，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
▲安国寺，位于今湖北黄冈市，始建于唐朝显庆三年（658），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曾往返于安国寺，并撰有《书韩魏公黄州诗后》《梦韩魏公》等文并出资在寺侧购建放生池，今寺中尚存“苏子瞻放生池”
苏轼离开黄州后，途经庐山，他亲赴东林寺参谒常总大师。常总早年出家，住持东林寺十余年，德高望重，他力主扩建寺院，“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坠，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禅林僧宝传》），可以说常总是颇有声望的。苏轼《记游庐山》中写道本欲借庐山风光排解忧愁、陶冶身心，但直至见到常总大师才悟透尘世纷扰。常总大师借“无情说”来启发苏轼，二人论及溪水之流与溪水之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揭，他日如何举似人？”也就说溪水本无情，但溪水之声却有意，周围山川静听接受其意，探讨出本人所思如何影响到他人所想，进而发问我们受溪水之禅，那么又将如何转述给他人呢？可以说言语间妙趣横生，引人深思。不久后苏轼与常总同游山水，写了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入世之人参不透世间道理，只有出世静观才能得人生之妙，苏轼的佛学思想在常总点拨下有了明显的提升，黄庭坚日后评论此诗盛赞苏轼之悟性，“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冷斋夜话》）这段短暂的相处成就了苏轼与常总的佳话，日后常总离世苏轼如此评价：“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且置是事，聊观其一戏。盖将拊掌谈笑不起于坐，而使庐山之下，化为梵释龙天之宫。”（《东林第一代广惠禅师真赞》）
尽管日后新旧党争充斥了苏轼的官宦生涯，造成了苏轼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是有过与杭州僧友的畅游之情，有过与黄州僧友的惺惺相惜，有过与庐山僧友的参透尘世，苏轼已经有了超脱的心境，即便远赴惠州、儋州，苏轼仍能吟诵“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中的豁达、通透是苏轼常年礼佛、研经，与僧友相伴而行的缩影。
▲龙井寺过溪亭，又名二老亭，位于今浙江杭州。据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常到此拜望高僧辩才（元净大师），品茗参禅。辩才送苏轼下山时相谈甚欢，不觉破了“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的清规，因此改溪上桥名为“过溪”，后人在桥上建“过溪亭”
真挚禅友：初识于诗才，终识于情谊
苏轼传奇的一生中结识了诸多僧友，后来苏轼于惠州拟了一份名单，堪称僧友“点将录”：道潜以诗文著称，而为人耿直；维琳、楚明有德且处事公道，经苏轼举荐而分别为住持；圆照严行戒律，“志行苦卓，教法通洽”；仲殊、定慧、可久、垂云、清顺颇有才华，而无忧于生活之艰辛；净慧佛法深奥，经苏轼举荐与高丽僧人谈经，才思敏捷、莫之能测……可以说僧友们或以品格、或以才华、或以参悟而给苏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东坡志林》）。而在这僧友璀璨的名录中，道潜与了元却是与苏轼相伴良久，占据着最为重要地位的。
道潜（1043—1106），原法号昙潜，是怀琏的弟子，经苏轼提议而改作此名，又自称参寥子，朝廷赐号妙总大师，浙江杭州人。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亲赴明智寺拜访道潜，而未能相见，道潜闻后颇感于此，后于元丰元年（1078）远赴徐州回访，并一展才华将《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诗作呈上，“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道潜的义气、果敢跃然纸上，苏轼颇为欣喜，连忙写就《次韵僧潜见赠》，此后二人的交游与书信往来渐密。苏轼在徐州盛情款待，二人观看戏马台、夜游百步洪东崖，一同题字赋诗，传为佳话，后有轶事传言苏轼于宴席上曾让婢女向道潜求诗，虽为考验道潜诗才，但着实想令其陷于两难，未曾想道潜沉思而作“底事东山窈窕娘，不将幽梦嘱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参寥子诗集》）不禁令人拍案叫绝，“东山窈窕娘”典故出自东晋谢安蓄养歌姬之事，“幽梦嘱襄王”典故出自战国宋玉《神女赋》之事，而最难能可贵之处是道潜将坚定的禅心比作融入泥淖的柳絮，不会飘忽不定、随波逐流，苏轼对道潜的禅学修养与高超的写诗技巧大加赞扬，“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而后苏轼仕途失意、颠沛流离，道潜不顾艰难险阻，常常追随苏轼。“乌台诗案”后苏轼意志消沉，众多故友不敢相见，而道潜待好友如初，直至元丰六年（1083）二人同游于黄州，泛舟赤壁，同观武昌西山，元丰七年（1084）苏轼将调任汝州，道潜随行沿途观光庐山、拜访开元寺，当年六月二人作别。元祐五年（1090）苏轼再次任职杭州，道潜与故人重逢，喜不自禁。元祐六年（1091），苏轼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将离杭州赴汴京时，以一首《八声甘州·寄参寥子》，道尽二人的真挚友情：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从这阕词中可见，苏轼是把道潜看作诗人的，历代诗评家也认为他是诗写得最好的和尚。苏轼远贬惠州，前途坎坷、归日渺茫，道潜欲前往探望，被苏轼好言劝阻，但其中不避时险的挚友之情被后人称道。元符元年（1098）道潜因被视为苏轼门人而获罪，朝廷痛下其手勒令道潜还俗，收归兖州编管，这不仅是对僧人的侮辱，更是将道潜定为阶下囚。道潜只是淡然视之，不避其罪、不悔其心。直至两年后，道潜终于允许重归僧籍，重返故土，却不幸得知苏轼已逝世于常州，道潜随即南下为好友送行，悲痛不已。可以说，苏轼与道潜的交往，初识于诗才，终识于情谊。
苏轼与道潜留下了大量的互赠佳作，如苏轼《送参寥师》中用“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来盛赞道潜阅尽沧桑，佛理在心；道潜也写下《再游鹤林寺》，“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东轩谪仙居，洗眼共君看。”表达了在道潜眼中，世间虽有千万首诗，但唯有苏轼之诗，技压群雄、震古烁今。又如二人离别之际，道潜写下了《留别雪堂呈子瞻》，“策杖南来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风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苏轼也回诗《和参寥》，“芥舟只合在坳堂，纸帐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晓猿啼处月茫茫。”
在繁华褪尽远贬他乡之际，众人皆避之不及，唯有道潜不离不弃，这份僧友相惜之情感人肺腑，这种对抗世俗之举荡气回肠。
▲墨拓苏轼《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书于元丰八年（1085），选自《澄清堂帖》，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乌台诗案”后，苏轼于苦中求禅的意向愈发明显，他自筑茅庐称“东坡居士”，时常拜访僧舍、披阅抄写佛经，留下许多佛经墨宝
机锋相对：苏轼与佛印故事的流传
了元（1032—1098），字觉老，朝廷赐号佛印大师，他与苏轼相识较晚，但却是颇为独特的僧友。了元俗姓林，江西浮梁人（即今景德镇），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并一度考取功名，于地方任官，但同时醉心于佛家之事，曾师从于宝积寺日用大师，被誉为“骨格似雪窦，后来之俊也”。28岁时了元斩断尘缘，于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承天寺讲经说法，元丰五年（1082）为金山寺住持，后辗转多地名刹宝寺，驰名四方。据喻世华先生考证，苏轼与了元相识于元丰三年（1080），但二人诗文往来之多却是仅次于道潜的。“腊雪应时，山中苦寒，法体清康。一水之隔，无缘躬诣道场，少闻謦欬，但深驰仰。”当年苏轼与了元虽未谋面，但苏轼的恭敬之情溢于言表。元丰五年（1082），苏轼终于了却心愿与了元相聚，游后专门派人以舟船送回，随后赠送奇石以铜盘盛之，并写就《怪石供》，了元心生感激，命人将《怪石供》刻于石上。后苏轼至扬州时“了元来迎，轼以偈为献”（《三苏年谱》）。《戏答佛印偈》有言：“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禅趣妙理尽在其中，了元叹服。元祐六年（1091），苏轼更是亲赴金山寺为了元绘壁画，“面带玉山气，手画龙泥壁。诸仙争进砚，一笑已投笔”（《节孝集》），洒脱之气跃然纸上。绍圣元年（1094）后，苏轼远贬至岭南惠州，了元自此无缘再见，曾一度因书信不至而苦闷，有道人言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故而得以托付赠言，“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宋稗类钞》）
苏轼与了元的情谊被民间演绎成佛印故事，颇有机锋相对之感，如苏轼初次拜访佛印，侃侃而谈之后发现佛印并无高论，认为其名不副实，苏轼眼中的佛印为碌碌之辈，而佛印眼中的苏轼则为世间才子，后来苏轼终于醒悟，明白佛印之过人胸襟；又如苏轼与佛印同游于江上，佛印将苏轼亲题之纸扇掷于水面，暗语为“水流东坡诗（尸）”，而苏轼则不慌不忙指向岸边啃骨之犬，暗语为“狗啃河上（和尚）骨”；再如佛印虽为出家之人，但不避戒律，一日煎鱼香气四溢，正值苏轼来访，故而急忙藏鱼于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故意发问，“敢问大师，‘向阳门第春常在’下句是什么？”佛印不假思索，“积善人家庆有余”，于是苏轼大喜，“既然磬有鱼，还不快积德行善一同分享。”
苏轼爱吃猪肉，佛印在金山寺烧好猪肉准备款待苏轼，但苏轼到了之后猪肉却没有了，或许佛印根本就没有烧。苏轼作《戏答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为了请陶渊明而破了清规，允许陶渊明在寺中喝酒。宋代禅师们作风洒脱，“呵佛骂祖”，佛印“烧猪待子瞻”当然更算不得事儿了。
诸如此类的民间故事有很多，甚至明代《核舟记》专门描绘了苏轼与佛印乘舟夜行的场面。苏轼与佛印之事的广泛演绎，源于二人融儒释道三家的学术风格，源于二人不拘礼数嬉笑怒骂的坦诚性格，也更源于一生挚交的真实情感。
▲《苏轼留带图》，明，崔子忠，纵81.4厘米，横50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输了腰上玉带的事。画中苏东坡手上所持的蓝色带状物，即为崔子忠想象中的腰带。僧了元，字觉老，朝廷赐号佛印大师，为苏轼僧友之一
苏轼由崇奉佛法到研习佛经，由结交僧众到感悟禅理。苏轼的人生轨迹既是兴衰之路，也是参禅之路；既是交游之路，也是真情之路。正如苏轼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荣也罢、辱也罢，苏轼淡然视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功名利禄恰如过眼云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一生羁绊终获心灵解脱，“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身边僧友却是情感的宝贵财富，盛于当时、传于后世：他们是苏轼的领路人，让苏轼在人生起伏中参透禅理；他们是苏轼的陪伴者，贯穿一生不离不弃；他们更是苏轼才情的传唱者，让经典的故事世代流传。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04期 乔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