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黄楼，为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二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是徐州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之一，现建筑为1988年重建
通判，是从宋朝开始为防止知州独揽大权而设立的官位，虽然级别不如知州，但是可以以联署公文的形式对知州进行监督，也称“监州”。宋神宗本想直接任命苏轼为知州，做过凤翔府签判和开封府推官的苏轼资历也够，但却遭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强烈反对。朝廷于是任命苏轼为杭州通判（州治即今浙江杭州市），级别没有贬，算是离朝“外任”，正所谓“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超然台赋序》）。不过杭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也算是美差，算是神宗对苏轼的补偿。从熙宁四年（1071）开始，苏轼远离中央政治相当长了一段时间，转而专注于处理地方政务，巡视各地、赈济灾民、兴修设施等成了他的主要活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治理才能。
离京避祸，任杭州通判
根据苏轼自己作的《钱塘六井记》，熙宁五年（1072），苏轼与知州陈襄（他同样因为反对新法遭王安石排挤，出知杭州）一起疏通了西湖边上因堵塞干涸的六座井，解决了钱塘县百姓的喝水问题。除了造福百姓带来的喜悦之外，西湖“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美景也大大冲淡了苏轼远离京城的不快，他也留下了不少歌颂杭州景色的诗句，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值得一提的是，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是到了杭州开始填词。
▲杭州望湖楼，始建于北宋乾德五年（967），现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让此楼名重天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担任杭州通判期间，苏轼的主业是审问案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注意到了很多民间疾苦，并把这些百姓的困苦与新法实施中的弊端结合起来，反映在诗文中。例如，《囚系皆·除日当早归》：“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反映的是杭州有不少百姓因贩卖私盐、触犯新法被捕，但贩盐对于这些百姓来说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令担任判官的苏轼倍感同情；“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戏子由》）则反映了由于部分百姓触犯法律，官府不得不依照刑律对这些贫苦百姓施以鞭笞，这本是苏轼平生最不齿的事，因为自己的职务却不得不习以为常；《吴中田妇叹》：“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chēng]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则反映了农民、农妇在雨灾之下拼命劳作，好不容易有点收成，新法却规定粮食必须换成钱币才能交税，买谷人又恶意压价，导致农民愁苦不堪。
临海的杭州也是宋朝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当时，高丽派遣使者向宋朝进贡，便从杭州登陆。在检查高丽使者的礼品时，苏轼却发现高丽人的书函是用甲子纪年的，便正色说道：“高丽向本朝称臣，却不禀报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把书函换成了熙宁年号，苏轼这才接受贡品运往汴京。苏轼以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宋廷的尊严。
任密州知州，抗灾救民
熙宁七年（1074），苏轼担任杭州通判已满三年，按宋朝惯例，地方官任职满三年就应调往他地，因此苏轼也主动上书请求调离。这一年，王安石罢相，但同属新法坚定支持者的吕惠卿仍为参知政事（副相）。苏轼知道自己调回开封的希望不大，便提出将自己调往一个与弟弟所在地更靠近的州。该年十月，朝廷下诏任命苏轼为密州知州。
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之时，苏辙也已被贬出京。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命苏辙在三司条例司任职，当时正值王安石开始推行青苗法，朝廷内外大多数官员为迎合王安石心意，都对青苗法的弊端避而不言。唯独苏辙写信给王安石，竭力劝谏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大怒，于是苏辙遭贬出京，任河南府推官。熙宁六年（1073）时，授齐州（州治在今山东济南市）掌书记。苏轼担任知州的密州（州治在今山东诸城市），也位于山东，地理上确实与苏辙相隔不远。知州又是宋朝每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官位和权力也都高于通判，苏轼终于升官了。但苏轼到任之后才发现，密州当时的情况堪称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一进入密州，苏轼就看到了成群结队的大片蝗虫，竟“累累向望者，二百余里”，光是已被捕杀的蝗虫就达到了三万多斛。密州农田中到处弥漫着蝗灾和旱灾，收成连年欠佳，乡野之间到处都是盗贼打家劫舍，州城之中各种各样的诉讼案件也堆积如山。更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官吏刻意粉饰太平，对灾情隐瞒不报，甚至将遮天蔽日的蝗虫群美名曰“为民除草”。密州如此严峻的灾情让苏轼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认为自己为民请命责无旁贷。他在上任数月内，就接连向朝廷上呈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和《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一方面紧急向宋神宗报告蝗灾和盗贼的严重性，请求减免赋税，以免官逼民反；一方面也向时任宰相韩绛阐述了新法（尤其是手实法）在地方产生的种种问题。苏轼强调在许多地方正遭受严重的蝗旱、饥荒灾害的前提下，施行严查户口的手实法已极不适宜。
手实法，是当时吕惠卿等人实施的一种新法。该法规定“五等丁产簿”，让百姓依照官府确立的价格，自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以便分等登记入册。如有隐瞒，则允许知情人控告。在《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中，苏轼逐一论述了手实法的几大弊端。首先，苏轼对于手实法允许告发这一条颇为不齿，认为长此以往，必将鼓励诬告，削弱官府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其次，新法将财产分为五等按多寡征税的思路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在密州蝗旱交织、“过客稀少”的实际情况下，仍将对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破坏。当时宋朝课商业税过重，例如密州仅盐税就要交“二千八百余万（贯）”，就算全密州的商人缴纳，也交不出这么多钱，部分民众为逃避重税，宁可不煎不卖食盐。最后，手实法对犯法者处罚过严，隐瞒不报者动辄杖责60棍以上，部分老弱妇女之家上报稍微迟缓一点就被罚钱数千，造成了很大的民怨。
新法尤其是手实法实施的本意是清查户口，增加财政收入，以改变宋朝中期以来财政赤字、“积贫积弱”的局面，富国强兵，但因为法令条目中的种种弊端，反而在部分地区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像密州这样遭受严重灾害的地区，更是会形成与民争利，导致经济一片萧条。因此，苏轼坚信手实法已成为害民之举。
当时，吕惠卿利用自己掌管的司农寺，越过朝廷强行推行新法，并通知地方官吏，不立即实行的就以违反皇帝诏令论罪。苏轼断然决定，不等朝廷回复，便以知州的权力立即停止手实法的实行，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苏轼对提举官指出：不推行新法就违反诏令的罪责，并非出自朝廷，而是出自司农寺。如果是出自朝廷的正式诏书，谁敢不从？但这个命令却是司农寺下的，这是司农寺擅自制定法令！提举官震惊于苏轼的强硬态度，便同意在密州暂缓实行新法。
如果说到任后立即制止手实法，反映了苏轼处理政务的果断的话，记载于《宋史》的另一件事则充分体现出了苏轼的政治智慧。由于密州盗匪横行，安抚司决定派出三班武官带领一批骄悍的兵卒前来协助平乱。不料这些士兵更加凶暴，他们闯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然后又畏罪逃散。百姓们向苏轼哭诉此事，苏轼深感此事颇为棘手，毕竟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兵，如果处理不好有酿成叛乱的风险。于是，苏轼故意把控诉书丢在地上说：“必不至此”（事情一定不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假意不予理会，看上去是要袒护这些士兵一般。逃散的兵卒们听说此事后，放松了对苏轼的戒备，苏轼这才慢慢地派人将这些士兵逐一召回，然后杀掉。
政绩显著，作“密州三曲”
在密州灾难不断，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尽管苏轼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也难以立即奏效，知州生涯的第一年注定是充满艰难困苦的。当时，苏轼居住在简陋的木舍中，厨房中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苏轼对逝去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结发妻子王弗分外怀念。王弗是进士之女，自小性格“敏而谨，慧而谦”，知书达理，十六岁就嫁给苏轼为妻，可惜天妒红颜，治平二年（1065）时，年仅二十七岁就在京师因病去世（《亡妻王氏墓志铭》）。熙宁八年（1075），也就是苏轼任密州知州的第二年，正值王弗去世十年，苏轼于正月二十日夜梦见了爱妻，越发感到精神的苦痛，于是提笔写下了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也是当时少见的以悼念亡妻为题材的作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在密州励精图治，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到熙宁八年秋季，密州的灾情逐渐缓解，遍布盗贼的状况也大有改观。密州在苏轼上任之初灾害不断的险恶局面，反而给苏轼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自己治国才能的舞台，而一年来为民立命、有所作为的成就感，也让苏轼的心情大为舒展，变得志得意满起来。随着州中逐渐变得安定，苏轼的闲暇时光、寄情山水的日子也随之大大增多，于是，他于该年带着大批随从出行围猎，在归来途中，写下了著名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对于苏轼来说，围猎只是一个引子，作为知州，他把自己比作汉朝时的云中太守魏尚（宋朝知州的管辖范围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而汉朝的郡长官即太守，虽然权限、职能与宋朝知州都有所不同）。魏尚就曾被冤屈罢官，经冯唐代为辩白后，文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罪，魏尚官复原职，成为抗击匈奴的一代名将。很显然，苏轼也希望自己能早日重新得到朝廷赏识，被再度重用，在西夏战场建功立业。
《密州出猎》在唐宋词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从题材到风格都摆脱了传统词作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绮丽气质，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是苏轼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己也颇为自得，“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他“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还修葺了位于密州城北的超然台，登台可眺望全城。不久，苏辙济南赶来看望哥哥，两人便在超然台上相会。在常人看来，苏轼这几年的日子必然是过得非常艰难苦闷的，苏辙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作了《超然台赋》，安慰苏轼，鼓励他不要因杭州时的不得志、密州的破败而意志消沉，在逆境中要随遇而安，达到“超然”的境界。其实，苏轼在密州的这几年，日子虽然艰苦，但由于在治政方面有较大作为，内心却过得很充实。他作《超然台记》回应道，“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自己在密州两年来，身体反而变得健康了，头发发白的地方也重新变黑了，他很喜欢这里百姓风俗的淳朴，尤其是州里灾荒情况有了改善之后，与朋友们结伴出游，与民同乐，每一次都游玩得很快活。可见，作为一个胸怀天下、一心为民的传统文人，苏轼并不畏惧条件的艰苦，只要自己的才干有用武之地，便可以从中获得快乐。
▲超然台，位于山东诸城市，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时所建。当时诸城西北墙上有“废台”，苏轼“增葺之”而成，“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现建筑为2007年所建
苏轼在杭州、密州为官的过程中，朝堂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熙宁七年（1074）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监门官郑侠绘制“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以之攻击新法。神宗阅览此图后深为自责，在太皇太后和皇后的压力下，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由韩绛接任，但新法派重要人物吕惠卿仍为参知政事。熙宁八年（1075），神宗又召回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苏轼的《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送到韩绛手中之后，韩绛以此猛烈抨击吕惠卿，御史也弹劾吕惠卿“结党误国”。吕惠卿任副相期间争权夺利，企图取代王安石的新法领袖地位，与王安石矛盾也越来越深，最终被贬出朝任知州。王安石虽然复相，但内讧也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实力，无法再得到往日的支持，加之长子王雱突然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遂于当年底又辞去宰相职位，外调镇南军节度使。至此，变法派首领王安石、吕惠卿均已从相位离职，但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在施行。此外，经过数年的经营，新党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仍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朝野之中党争仍在激烈地进行当中。
▲彩绘插图《轸念流民》，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该图讲述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监门官郑侠上《流民图》，宋神宗赵顼反复观之，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
苏轼虽远在密州，对此也有所耳闻，“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反映出在当时的宋廷，政治局势可谓瞬息万变。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苏轼通宵达旦与客人欢饮，不觉大醉，颇为思念弟弟苏辙。当时，苏轼在密州任职将年满三年，又将调离。王安石辞职给了苏轼重回汴京朝廷的希望，但朝廷政治的变幻莫测，新旧党争的险恶让苏轼对前途又不得不多了几分忧虑。在这样种种复杂的心境下，苏轼脍炙人口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诞生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合起来，被称为“密州三曲”。苏轼在密州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棘手政务和逆境的磨砺下，逐渐养成了超然旷达的成熟性格，创作生涯开始走向高峰。
徐州治水，修建黄楼
熙宁十年（1077）二月，朝廷任命苏轼为徐州知州（州治在今江苏徐州市），于四月到任。表面上看，这无疑是比密州知州条件优越不少的职位，徐州在汉朝时曾为天下十三州州治之一，历朝历代都是大城市，而且历来是军事重地，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徐州的山水风景也相当不错，又有高山耸立，又有深水急流，因此被苏轼称为“小住胜地”。
然而，似乎是命中注定一般，苏轼到任徐州后仅仅三个月，就再次遇到了灾难的严峻考验，而这一次的灾难比起密州时更加险恶，甚至使得徐州全城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熙宁十年八月，黄河在曹村决口，随后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徐州的水位急速上涨，积水在城墙外越积越高，一旦城墙抵挡不住汹涌的洪水，徐州全城就有被淹没的危险。苏轼后来写诗描绘当时的险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
全城百姓都非常恐慌，尤其是很多富户都企图出城避灾。苏轼认为这样会更加助长恐慌情绪，导致更多人出逃，便下令将他们全部拦截回去。苏轼亲自劝说道：“你们富人要是都出去了，全城百姓都会恐慌动摇，到时候我和谁守城？只要我还在，就绝不会让洪水摧毁徐州城（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一边安定人心，一边加派人手增高加固城墙，以防不测，并身先士卒，亲自参与抢修城池。他来到武卫营，找到卒长，交代道：“河水要冲毁城墙了，情况万分危急，你们虽然是禁军，也请姑且为我出力。”宋朝禁军是直接受皇帝命令调遣的，理论上地方官苏轼无权擅自调动他们，但灾情紧急，禀告朝廷等待批复无疑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苏轼不得已只能越权而行，采取紧急措施。好在禁军卒长见苏轼一心为民，也十分感动，应允道：“知州大人尚且不躲避水灾，我等小人自然愿效死命。”随后，他便率领兵卒拿着畚[běn]箕、铁锹出发，参加抗洪。
▲徐州遭遇大洪水，苏轼在城门边对百姓说：“只要我还在，就绝不会让洪水摧毁徐州城”，出自汪宗强绘连环画《苏东坡》
由于徐州大雨日夜不停，灾情依然严峻，最危险时，没有被淹没的城墙只剩下三版高。禁军将士们日夜奋战，很快修筑起东南方向的护城长堤，堤坝从戏马台开始修起，末尾连接到城墙，有效缓解了水情。苏轼忧心如焚，给朋友的信中说：“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他天天住在城墙上，多次经过自己家门时也不回家，以示与城墙共存亡。此外，他还尽遣城中官吏，日夜值守城墙各处，防止洪水渗漏。经过全城军民的日夜抢险，到十月，黄河终于归入旧河道，徐州城在被洪水威胁45天之后，终于得以保全。
在徐州居民都相互庆贺洪水退去的时候，苏轼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洪水暴露了徐州防洪设施的不足，有必要立即加固防洪设施，以防止水灾卷土重来。于是，洪水退去不久，苏轼就上书朝廷，要求减免徐州赋税，并在城外修建新的防洪堤坝。次年，也就是元丰元年（1078），朝廷同意拨款钱3万贯、米粮1800石、人员7200人用于防洪建设，但由于朝廷提供的石料不足，苏轼将新防洪堤的结构改为坚固的木材。该年，苏轼在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木坝。
苏轼还决定在东南角城墙上兴建一座黄楼。这是因为古人相信五行之说，土的代表色是黄色，而五行中“土克水”，所以苏轼认为黄楼能镇住水患，保徐州平安。此举以现在的角度看固然具有迷信成分，但也体现了苏轼的治水决心。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二月动工，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苏轼亲自阅览黄楼之后，写下了《九日黄楼作》这首诗作为纪念，“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朝来白露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将去年治水时的惊心动魄与如今的悠然从容相对比。苏辙、秦观等人也相继为黄楼作赋，盛赞黄楼的景色，并歌颂苏轼的治水功绩。黄楼后来经过多次修缮，是徐州五大名楼之一，“黄楼赏月”亦成为徐州八景之一。
▲《黄楼图》册页，元，夏永，绢本水墨，纵20.7厘米，横26.8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留白处的蝇头小字为画家抄录的苏辙《黄楼赋》
元丰元年十一月，徐州隐者张天骥因洪水迁居东山之麓，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放鹤亭”，苏轼又为他创作了《放鹤亭记》。在这一名篇中，苏轼认为“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体现出他在当时就有了一定的出世理想。与黄楼一样，放鹤亭也因苏轼而从此闻名遐迩，从此成为著名景点。
▲徐州云龙山放鹤亭，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徐州隐者张天骥因洪水迁居东山之麓，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放鹤亭”，苏轼为他创作了《放鹤亭记》，在这一名篇中，苏轼认为“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体现出他在当时就有了一定的出世理想
此前的熙宁五年（1072），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逝世，而随着苏轼在密州、徐州期间著作、政绩颇丰，名望越来越大，逐渐被文坛视为欧阳修的接班人。尤其是在徐州兴修黄楼之后，各地名流多次到访，苏轼在徐州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结交了各地知名人士二三十人，逐渐成了文坛新的领军人物。例如，“苏门四学士”中的两人——秦观与黄庭坚，都是在徐州与苏轼结识的。秦观与苏轼见面时甚至赋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黄庭坚则作了《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主动向苏轼自荐，苏轼惊讶于黄庭坚的文才，遂结为挚友。
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
在知徐州期间，苏轼也经常亲自过问徐州军务，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徐州的武备，一方面也培养了自己的军事经验，以随时应对朝廷的召唤。徐州自古盛产铁，徐州东北七十余里的利国监便是一大铁矿的所在地。但徐州丰富的铁矿资源也招来了盗贼人马的注意，采矿大户经常遭到盗贼的袭击。熟读三国历史的苏轼对此忧心忡忡，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万一徐州丰富的铁矿资源、可观的兵器产量为“贼寇”所用，而贼寇又不幸有刘备、吕布等人的大志和野心，造成的后果将不可估量。因此，苏轼决定将徐州的三十六个冶铁户组织起来，每户出10人为兵，组成自卫部队，以增强利国监的保安力量。
苏轼还亲自参与徐州军事的改革，整顿军政。当时，军士外出或出差，官府不承担任何路费，全靠军士自己借贷，而百姓往往不敢借钱，这些军士只得求助于所部将校，归来后又得连本带息归还给这些军官。这种现象造成宋军纪律松弛、军风败坏，而士兵则穷苦不堪，甚至有逃走当盗贼的。苏轼知徐州后，每年从经费中省下一笔钱，专供军士出差所用，并严禁贷款给士兵。仅仅一年之后，徐州士兵都得以温饱，军事技艺也越发娴熟，军事考核成绩在当地名列前茅。苏轼也因此自信地对神宗上奏道：数年之后，要让贼寇再不敢窥视利国监，使整个徐州太平无事，徐州无事，则整个京东可保无虞。
王安石辞职之后，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亲自主持变法，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不支持新法的官员，处境反而愈发困难。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下诏，将苏轼调离徐州，改任湖州（州治在今浙江湖州市）知州。徐州百姓对苏轼的治水功绩感恩戴德，听到消息后，扶老携幼前来送行，纷纷拦在苏轼马前，一一道别，甚至有人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苏轼只得忍痛强行离去。其实，苏轼自己对于徐州也是异常不舍，仅仅是离开徐州一事，就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等多首诗词，对徐州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此外，苏轼还在诗中写下了“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等句子，希望以后能重返徐州，可惜未能如愿，在此之后，苏轼一生再未回到徐州。
▲外任四州路线图（1071—1079)
从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时起，到元丰二年（1079）为湖州知州，苏轼已在地方担任州长官长达八年之久。这些年来，苏轼虽然远离朝廷中枢，但也得到了治理地方的机会，展示和锻炼了治国才能，文学创作也逐渐走向成熟。不过，自从熙宁七年（1074）升知州以来，苏轼未再升迁。这段时间，苏轼治理密州蝗灾、徐州水灾均有显著政绩，本应论功行赏，然而一直倾心于新法的宋神宗，似乎并没有召苏轼回京的意思，只是不断平级调动，甚至越调离朝廷越远，最后又到了远在江南的湖州。因此对朝廷“罢徐州往南京”的决定，苏轼的失望和不平可谓溢于言表。上任湖州知州之后，他遂即给神宗写了《湖州谢上表》。作为地方大员，知州上任均须上表谢恩，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这一次，却忍不住在表中夹杂了一些愤懑的情绪，不料，此表为他招来了生平最大的灾祸。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03期 汪含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