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蝗灾、抗洪水:政绩卓著却总是平级调动

▲徐州黄楼,为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二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是徐州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之一,现建筑为1988年重建

 

通判,是从宋朝开始为防止知州独揽大权而设立的官位,虽然级别不如知州,但是可以以联署公文的形式对知州进行监督,也称“监州”。宋神宗本想直接任命苏轼为知州,做过凤翔府签判和开封府推官的苏轼资历也够,但却遭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强烈反对。朝廷于是任命苏轼为杭州通判(州治即今浙江杭州市),级别没有贬,算是离朝“外任”,正所谓“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超然台赋序》)。不过杭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也算是美差,算是神宗对苏轼的补偿。从熙宁四年(1071)开始,苏轼远离中央政治相当长了一段时间,转而专注于处理地方政务,巡视各地、赈济灾民、兴修设施等成了他的主要活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治理才能。

离京避祸,任杭州通判

根据苏轼自己作的《钱塘六井记》,熙宁五年(1072),苏轼与知州陈襄(他同样因为反对新法遭王安石排挤,出知杭州)一起疏通了西湖边上因堵塞干涸的六座井,解决了钱塘县百姓的喝水问题。除了造福百姓带来的喜悦之外,西湖“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美景也大大冲淡了苏轼远离京城的不快,他也留下了不少歌颂杭州景色的诗句,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值得一提的是,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是到了杭州开始填词。

▲杭州望湖楼,始建于北宋乾德五年(967),现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让此楼名重天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担任杭州通判期间,苏轼的主业是审问案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注意到了很多民间疾苦,并把这些百姓的困苦与新法实施中的弊端结合起来,反映在诗文中。例如,《囚系皆·除日当早归》:“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反映的是杭州有不少百姓因贩卖私盐、触犯新法被捕,但贩盐对于这些百姓来说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令担任判官的苏轼倍感同情;“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戏子由》)则反映了由于部分百姓触犯法律,官府不得不依照刑律对这些贫苦百姓施以鞭笞,这本是苏轼平生最不齿的事,因为自己的职务却不得不习以为常;《吴中田妇叹》:“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chēng]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则反映了农民、农妇在雨灾之下拼命劳作,好不容易有点收成,新法却规定粮食必须换成钱币才能交税,买谷人又恶意压价,导致农民愁苦不堪。

临海的杭州也是宋朝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当时,高丽派遣使者向宋朝进贡,便从杭州登陆。在检查高丽使者的礼品时,苏轼却发现高丽人的书函是用甲子纪年的,便正色说道:“高丽向本朝称臣,却不禀报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把书函换成了熙宁年号,苏轼这才接受贡品运往汴京。苏轼以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宋廷的尊严。

任密州知州,抗灾救民

熙宁七年(1074),苏轼担任杭州通判已满三年,按宋朝惯例,地方官任职满三年就应调往他地,因此苏轼也主动上书请求调离。这一年,王安石罢相,但同属新法坚定支持者的吕惠卿仍为参知政事(副相)。苏轼知道自己调回开封的希望不大,便提出将自己调往一个与弟弟所在地更靠近的州。该年十月,朝廷下诏任命苏轼为密州知州。

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之时,苏辙也已被贬出京。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命苏辙在三司条例司任职,当时正值王安石开始推行青苗法,朝廷内外大多数官员为迎合王安石心意,都对青苗法的弊端避而不言。唯独苏辙写信给王安石,竭力劝谏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大怒,于是苏辙遭贬出京,任河南府推官。熙宁六年(1073)时,授齐州(州治在今山东济南市)掌书记。苏轼担任知州的密州(州治在今山东诸城市),也位于山东,地理上确实与苏辙相隔不远。知州又是宋朝每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官位和权力也都高于通判,苏轼终于升官了。但苏轼到任之后才发现,密州当时的情况堪称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一进入密州,苏轼就看到了成群结队的大片蝗虫,竟“累累向望者,二百余里”,光是已被捕杀的蝗虫就达到了三万多斛。密州农田中到处弥漫着蝗灾和旱灾,收成连年欠佳,乡野之间到处都是盗贼打家劫舍,州城之中各种各样的诉讼案件也堆积如山。更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官吏刻意粉饰太平,对灾情隐瞒不报,甚至将遮天蔽日的蝗虫群美名曰“为民除草”。密州如此严峻的灾情让苏轼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认为自己为民请命责无旁贷。他在上任数月内,就接连向朝廷上呈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和《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一方面紧急向宋神宗报告蝗灾和盗贼的严重性,请求减免赋税,以免官逼民反;一方面也向时任宰相韩绛阐述了新法(尤其是手实法)在地方产生的种种问题。苏轼强调在许多地方正遭受严重的蝗旱、饥荒灾害的前提下,施行严查户口的手实法已极不适宜。

手实法,是当时吕惠卿等人实施的一种新法。该法规定“五等丁产簿”,让百姓依照官府确立的价格,自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以便分等登记入册。如有隐瞒,则允许知情人控告。在《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中,苏轼逐一论述了手实法的几大弊端。首先,苏轼对于手实法允许告发这一条颇为不齿,认为长此以往,必将鼓励诬告,削弱官府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其次,新法将财产分为五等按多寡征税的思路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在密州蝗旱交织、“过客稀少”的实际情况下,仍将对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破坏。当时宋朝课商业税过重,例如密州仅盐税就要交“二千八百余万(贯)”,就算全密州的商人缴纳,也交不出这么多钱,部分民众为逃避重税,宁可不煎不卖食盐。最后,手实法对犯法者处罚过严,隐瞒不报者动辄杖责60棍以上,部分老弱妇女之家上报稍微迟缓一点就被罚钱数千,造成了很大的民怨。

新法尤其是手实法实施的本意是清查户口,增加财政收入,以改变宋朝中期以来财政赤字、“积贫积弱”的局面,富国强兵,但因为法令条目中的种种弊端,反而在部分地区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像密州这样遭受严重灾害的地区,更是会形成与民争利,导致经济一片萧条。因此,苏轼坚信手实法已成为害民之举。

当时,吕惠卿利用自己掌管的司农寺,越过朝廷强行推行新法,并通知地方官吏,不立即实行的就以违反皇帝诏令论罪。苏轼断然决定,不等朝廷回复,便以知州的权力立即停止手实法的实行,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苏轼对提举官指出:不推行新法就违反诏令的罪责,并非出自朝廷,而是出自司农寺。如果是出自朝廷的正式诏书,谁敢不从?但这个命令却是司农寺下的,这是司农寺擅自制定法令!提举官震惊于苏轼的强硬态度,便同意在密州暂缓实行新法。

如果说到任后立即制止手实法,反映了苏轼处理政务的果断的话,记载于《宋史》的另一件事则充分体现出了苏轼的政治智慧。由于密州盗匪横行,安抚司决定派出三班武官带领一批骄悍的兵卒前来协助平乱。不料这些士兵更加凶暴,他们闯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然后又畏罪逃散。百姓们向苏轼哭诉此事,苏轼深感此事颇为棘手,毕竟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兵,如果处理不好有酿成叛乱的风险。于是,苏轼故意把控诉书丢在地上说:“必不至此”(事情一定不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假意不予理会,看上去是要袒护这些士兵一般。逃散的兵卒们听说此事后,放松了对苏轼的戒备,苏轼这才慢慢地派人将这些士兵逐一召回,然后杀掉。

政绩显著,作“密州三曲”

在密州灾难不断,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尽管苏轼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也难以立即奏效,知州生涯的第一年注定是充满艰难困苦的。当时,苏轼居住在简陋的木舍中,厨房中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苏轼对逝去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结发妻子王弗分外怀念。王弗是进士之女,自小性格“敏而谨,慧而谦”,知书达理,十六岁就嫁给苏轼为妻,可惜天妒红颜,治平二年(1065)时,年仅二十七岁就在京师因病去世(《亡妻王氏墓志铭》)。熙宁八年(1075),也就是苏轼任密州知州的第二年,正值王弗去世十年,苏轼于正月二十日夜梦见了爱妻,越发感到精神的苦痛,于是提笔写下了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也是当时少见的以悼念亡妻为题材的作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在密州励精图治,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到熙宁八年秋季,密州的灾情逐渐缓解,遍布盗贼的状况也大有改观。密州在苏轼上任之初灾害不断的险恶局面,反而给苏轼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自己治国才能的舞台,而一年来为民立命、有所作为的成就感,也让苏轼的心情大为舒展,变得志得意满起来。随着州中逐渐变得安定,苏轼的闲暇时光、寄情山水的日子也随之大大增多,于是,他于该年带着大批随从出行围猎,在归来途中,写下了著名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对于苏轼来说,围猎只是一个引子,作为知州,他把自己比作汉朝时的云中太守魏尚(宋朝知州的管辖范围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而汉朝的郡长官即太守,虽然权限、职能与宋朝知州都有所不同)。魏尚就曾被冤屈罢官,经冯唐代为辩白后,文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罪,魏尚官复原职,成为抗击匈奴的一代名将。很显然,苏轼也希望自己能早日重新得到朝廷赏识,被再度重用,在西夏战场建功立业。

《密州出猎》在唐宋词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从题材到风格都摆脱了传统词作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绮丽气质,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是苏轼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己也颇为自得,“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他“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还修葺了位于密州城北的超然台,登台可眺望全城。不久,苏辙济南赶来看望哥哥,两人便在超然台上相会。在常人看来,苏轼这几年的日子必然是过得非常艰难苦闷的,苏辙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作了《超然台赋》,安慰苏轼,鼓励他不要因杭州时的不得志、密州的破败而意志消沉,在逆境中要随遇而安,达到“超然”的境界。其实,苏轼在密州的这几年,日子虽然艰苦,但由于在治政方面有较大作为,内心却过得很充实。他作《超然台记》回应道,“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自己在密州两年来,身体反而变得健康了,头发发白的地方也重新变黑了,他很喜欢这里百姓风俗的淳朴,尤其是州里灾荒情况有了改善之后,与朋友们结伴出游,与民同乐,每一次都游玩得很快活。可见,作为一个胸怀天下、一心为民的传统文人,苏轼并不畏惧条件的艰苦,只要自己的才干有用武之地,便可以从中获得快乐。

▲超然台,位于山东诸城市,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时所建。当时诸城西北墙上有“废台”,苏轼“增葺之”而成,“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现建筑为2007年所建

苏轼在杭州、密州为官的过程中,朝堂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熙宁七年(1074)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监门官郑侠绘制“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以之攻击新法。神宗阅览此图后深为自责,在太皇太后和皇后的压力下,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由韩绛接任,但新法派重要人物吕惠卿仍为参知政事。熙宁八年(1075),神宗又召回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苏轼的《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送到韩绛手中之后,韩绛以此猛烈抨击吕惠卿,御史也弹劾吕惠卿“结党误国”。吕惠卿任副相期间争权夺利,企图取代王安石的新法领袖地位,与王安石矛盾也越来越深,最终被贬出朝任知州。王安石虽然复相,但内讧也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实力,无法再得到往日的支持,加之长子王雱突然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遂于当年底又辞去宰相职位,外调镇南军节度使。至此,变法派首领王安石、吕惠卿均已从相位离职,但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在施行。此外,经过数年的经营,新党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仍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朝野之中党争仍在激烈地进行当中。

▲彩绘插图《轸念流民》,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该图讲述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监门官郑侠上《流民图》,宋神宗赵顼反复观之,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

苏轼虽远在密州,对此也有所耳闻,“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反映出在当时的宋廷,政治局势可谓瞬息万变。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苏轼通宵达旦与客人欢饮,不觉大醉,颇为思念弟弟苏辙。当时,苏轼在密州任职将年满三年,又将调离。王安石辞职给了苏轼重回汴京朝廷的希望,但朝廷政治的变幻莫测,新旧党争的险恶让苏轼对前途又不得不多了几分忧虑。在这样种种复杂的心境下,苏轼脍炙人口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诞生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合起来,被称为“密州三曲”。苏轼在密州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棘手政务和逆境的磨砺下,逐渐养成了超然旷达的成熟性格,创作生涯开始走向高峰。

徐州治水,修建黄楼

熙宁十年(1077)二月,朝廷任命苏轼为徐州知州(州治在今江苏徐州市),于四月到任。表面上看,这无疑是比密州知州条件优越不少的职位,徐州在汉朝时曾为天下十三州州治之一,历朝历代都是大城市,而且历来是军事重地,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徐州的山水风景也相当不错,又有高山耸立,又有深水急流,因此被苏轼称为“小住胜地”。

然而,似乎是命中注定一般,苏轼到任徐州后仅仅三个月,就再次遇到了灾难的严峻考验,而这一次的灾难比起密州时更加险恶,甚至使得徐州全城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熙宁十年八月,黄河在曹村决口,随后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徐州的水位急速上涨,积水在城墙外越积越高,一旦城墙抵挡不住汹涌的洪水,徐州全城就有被淹没的危险。苏轼后来写诗描绘当时的险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

全城百姓都非常恐慌,尤其是很多富户都企图出城避灾。苏轼认为这样会更加助长恐慌情绪,导致更多人出逃,便下令将他们全部拦截回去。苏轼亲自劝说道:“你们富人要是都出去了,全城百姓都会恐慌动摇,到时候我和谁守城?只要我还在,就绝不会让洪水摧毁徐州城(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一边安定人心,一边加派人手增高加固城墙,以防不测,并身先士卒,亲自参与抢修城池。他来到武卫营,找到卒长,交代道:“河水要冲毁城墙了,情况万分危急,你们虽然是禁军,也请姑且为我出力。”宋朝禁军是直接受皇帝命令调遣的,理论上地方官苏轼无权擅自调动他们,但灾情紧急,禀告朝廷等待批复无疑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苏轼不得已只能越权而行,采取紧急措施。好在禁军卒长见苏轼一心为民,也十分感动,应允道:“知州大人尚且不躲避水灾,我等小人自然愿效死命。”随后,他便率领兵卒拿着畚[běn]箕、铁锹出发,参加抗洪。

▲徐州遭遇大洪水,苏轼在城门边对百姓说:“只要我还在,就绝不会让洪水摧毁徐州城”,出自汪宗强绘连环画《苏东坡》

由于徐州大雨日夜不停,灾情依然严峻,最危险时,没有被淹没的城墙只剩下三版高。禁军将士们日夜奋战,很快修筑起东南方向的护城长堤,堤坝从戏马台开始修起,末尾连接到城墙,有效缓解了水情。苏轼忧心如焚,给朋友的信中说:“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他天天住在城墙上,多次经过自己家门时也不回家,以示与城墙共存亡。此外,他还尽遣城中官吏,日夜值守城墙各处,防止洪水渗漏。经过全城军民的日夜抢险,到十月,黄河终于归入旧河道,徐州城在被洪水威胁45天之后,终于得以保全。

在徐州居民都相互庆贺洪水退去的时候,苏轼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洪水暴露了徐州防洪设施的不足,有必要立即加固防洪设施,以防止水灾卷土重来。于是,洪水退去不久,苏轼就上书朝廷,要求减免徐州赋税,并在城外修建新的防洪堤坝。次年,也就是元丰元年(1078),朝廷同意拨款钱3万贯、米粮1800石、人员7200人用于防洪建设,但由于朝廷提供的石料不足,苏轼将新防洪堤的结构改为坚固的木材。该年,苏轼在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木坝。

苏轼还决定在东南角城墙上兴建一座黄楼。这是因为古人相信五行之说,土的代表色是黄色,而五行中“土克水”,所以苏轼认为黄楼能镇住水患,保徐州平安。此举以现在的角度看固然具有迷信成分,但也体现了苏轼的治水决心。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二月动工,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苏轼亲自阅览黄楼之后,写下了《九日黄楼作》这首诗作为纪念,“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朝来白露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将去年治水时的惊心动魄与如今的悠然从容相对比。苏辙、秦观等人也相继为黄楼作赋,盛赞黄楼的景色,并歌颂苏轼的治水功绩。黄楼后来经过多次修缮,是徐州五大名楼之一,“黄楼赏月”亦成为徐州八景之一。

▲《黄楼图》册页,元,夏永,绢本水墨,纵20.7厘米,横26.8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留白处的蝇头小字为画家抄录的苏辙《黄楼赋》

元丰元年十一月,徐州隐者张天骥因洪水迁居东山之麓,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放鹤亭”,苏轼又为他创作了《放鹤亭记》。在这一名篇中,苏轼认为“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体现出他在当时就有了一定的出世理想。与黄楼一样,放鹤亭也因苏轼而从此闻名遐迩,从此成为著名景点。

▲徐州云龙山放鹤亭,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徐州隐者张天骥因洪水迁居东山之麓,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放鹤亭”,苏轼为他创作了《放鹤亭记》,在这一名篇中,苏轼认为“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体现出他在当时就有了一定的出世理想

此前的熙宁五年(1072),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逝世,而随着苏轼在密州、徐州期间著作、政绩颇丰,名望越来越大,逐渐被文坛视为欧阳修的接班人。尤其是在徐州兴修黄楼之后,各地名流多次到访,苏轼在徐州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结交了各地知名人士二三十人,逐渐成了文坛新的领军人物。例如,“苏门四学士”中的两人——秦观与黄庭坚,都是在徐州与苏轼结识的。秦观与苏轼见面时甚至赋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黄庭坚则作了《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主动向苏轼自荐,苏轼惊讶于黄庭坚的文才,遂结为挚友。

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

在知徐州期间,苏轼也经常亲自过问徐州军务,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徐州的武备,一方面也培养了自己的军事经验,以随时应对朝廷的召唤。徐州自古盛产铁,徐州东北七十余里的利国监便是一大铁矿的所在地。但徐州丰富的铁矿资源也招来了盗贼人马的注意,采矿大户经常遭到盗贼的袭击。熟读三国历史的苏轼对此忧心忡忡,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万一徐州丰富的铁矿资源、可观的兵器产量为“贼寇”所用,而贼寇又不幸有刘备、吕布等人的大志和野心,造成的后果将不可估量。因此,苏轼决定将徐州的三十六个冶铁户组织起来,每户出10人为兵,组成自卫部队,以增强利国监的保安力量。

苏轼还亲自参与徐州军事的改革,整顿军政。当时,军士外出或出差,官府不承担任何路费,全靠军士自己借贷,而百姓往往不敢借钱,这些军士只得求助于所部将校,归来后又得连本带息归还给这些军官。这种现象造成宋军纪律松弛、军风败坏,而士兵则穷苦不堪,甚至有逃走当盗贼的。苏轼知徐州后,每年从经费中省下一笔钱,专供军士出差所用,并严禁贷款给士兵。仅仅一年之后,徐州士兵都得以温饱,军事技艺也越发娴熟,军事考核成绩在当地名列前茅。苏轼也因此自信地对神宗上奏道:数年之后,要让贼寇再不敢窥视利国监,使整个徐州太平无事,徐州无事,则整个京东可保无虞。

王安石辞职之后,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亲自主持变法,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不支持新法的官员,处境反而愈发困难。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下诏,将苏轼调离徐州,改任湖州(州治在今浙江湖州市)知州。徐州百姓对苏轼的治水功绩感恩戴德,听到消息后,扶老携幼前来送行,纷纷拦在苏轼马前,一一道别,甚至有人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苏轼只得忍痛强行离去。其实,苏轼自己对于徐州也是异常不舍,仅仅是离开徐州一事,就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等多首诗词,对徐州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此外,苏轼还在诗中写下了“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等句子,希望以后能重返徐州,可惜未能如愿,在此之后,苏轼一生再未回到徐州。

▲外任四州路线图(1071—1079)

从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时起,到元丰二年(1079)为湖州知州,苏轼已在地方担任州长官长达八年之久。这些年来,苏轼虽然远离朝廷中枢,但也得到了治理地方的机会,展示和锻炼了治国才能,文学创作也逐渐走向成熟。不过,自从熙宁七年(1074)升知州以来,苏轼未再升迁。这段时间,苏轼治理密州蝗灾、徐州水灾均有显著政绩,本应论功行赏,然而一直倾心于新法的宋神宗,似乎并没有召苏轼回京的意思,只是不断平级调动,甚至越调离朝廷越远,最后又到了远在江南的湖州。因此对朝廷“罢徐州往南京”的决定,苏轼的失望和不平可谓溢于言表。上任湖州知州之后,他遂即给神宗写了《湖州谢上表》。作为地方大员,知州上任均须上表谢恩,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这一次,却忍不住在表中夹杂了一些愤懑的情绪,不料,此表为他招来了生平最大的灾祸。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03期     汪含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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