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苏:宦海浮沉中的“坚守”与“超越”

▲《东坡先生懿迹图·谓公我师图》,清,邹一桂,纸本,全12开,每开纵25.5厘米,横41厘米,现藏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邹一桂也根据苏轼生平创作了12幅东坡先生懿迹图,该图描绘了苏轼小时候听闻《庆历圣德颂》心生仰慕,决心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为师之事

欧阳修与苏轼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文人,在文人才子繁若星辰的宋代,他们先后成为北宋嘉祐、元祐年间的文坛领袖,前后相继,革新诗文。他们也是北宋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淡泊名利,进退自如,无论身在庙堂还是江湖,都始终坚持忧国爱民的政治信仰。他们是薪火相传的师生,更是灵魂契合的知己。

从“谓公我师”到“付子斯文”

苏轼与欧阳修相差30岁,苏轼出生时,欧阳修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轼儿时便闻得欧阳修盛名,喜爱欧阳修的诗文,仰慕欧阳修的为人。庆历三年(1043),7岁的苏轼初入乡校学习。一位从京师来蜀的士人给乡校先生带来了《庆历圣德颂》,诗歌赞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贤德,怒斥玩弄权术的夏竦等人为奸人。苏轼在一旁偷偷地看到了诗歌,并从乡校先生那里求问了诗歌所颂十一人的名字。先生还告诉苏轼,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乃人杰也。年幼的苏轼虽不能深刻地认识“人杰”的含义,却深深记住了欧阳修等人的名字。在苏轼的心里,欧阳修是如孟轲、韩愈一般的圣人。“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苏轼从小便乐于阅读、吟诵欧阳修的诗文,心中早已把欧阳修当作自己的老师,在梦中都期望见到欧阳修本人。

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汴京参加科考。兄弟二人通过了开封府举行的解试,取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嘉祐二年(1057),主持礼部省试的主考官正是欧阳修。欧阳修力图借这次主持科考的机会,革除文坛积弊,抑制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语言平实、论证清晰,在众多文章中脱颖而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但欧阳修怀疑此文乃其门生曾巩之作,为避嫌而置之于第二。不过,这恰恰体现了苏轼与欧阳修文学风格的契合。科举主考官录取考生,表达了对考生的赏识,为考生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主考官与被录取学生之间形成“座主”与“门生”的师生关系。省试放榜以后,苏轼依礼到恩师欧阳修府上拜谢,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偶像。欧阳修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轼,还向苏轼请教《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一典故的出处。令欧阳修震惊的是,这一典故是苏轼为阐释其轻罚厚赏的仁政理念而编造的。欧阳修并未因苏轼的戏谑而恼怒,反而称赞其善于读书、善于用书,认为苏轼的文章日后定会独步天下。

殿试通过后,苏轼进士及第。为了表示对欧阳修的感恩,苏轼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描述了唐代以来古文运动的历程,批判了宋初的不良文学风气,赞扬了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就。欧阳修读罢向好友梅尧臣倾诉了对苏轼的赞赏:“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还嘱托苏轼,“我将老休,付子斯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将苏轼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付给苏轼。苏轼后来对自己的学生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日欧阳文忠常以是任托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李廌《师友谈记》)苏轼十分感念欧阳修的赏识,不仅将恩师的话当作勉励自己前行的动力,还传承了欧阳修的师道精神,鼓励自己的学生也努力承担领导文坛的重任。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因文章结缘,又一同致力于革除时文之弊的古文运动,先后领导文坛,扭转了北宋文风,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

宋朝是继五代乱世而建立的政权,在长期的政权更迭和兵戈之乱中,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遭受了严重摧残。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恢复“文统”“道统”的重任。而自唐末五代以来,柳宗元、韩愈倡导的复兴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古文运动(古文,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朴实,格式自由,利于表达思想和反映现实生活)已经式微,讲究声律、辞藻,华而不实的四六骈文再度兴盛。宋代初年,以浮靡艳丽、晦涩雕琢为特点的“西昆体”诗文主导文坛。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开始倡导古文,不过成就不大。尤其在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影响下,太学生对“西昆体”矫枉过正,又形成了险怪艰涩的“太学体”文风,所谓“前弊未殄,新弊复作”。宋代文风到欧阳修领导文坛时期才彻底转变。

欧阳修倡导平易自然、说理清晰的文风。他自幼喜欢韩愈的文章,却并不盲从。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摒弃了韩愈古文奇险深奥的缺点,发扬韩文通顺自然的一面。欧阳修还改革了骈赋,不拘于对偶、限韵的规定,保留主客问答的形式,以散文体作赋,句式灵活,抒情性强,这类赋称为“文赋”,是对散文文体的发展,其名篇如《秋声赋》。欧阳修也推动了诗风的革新,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矫正了脱离现实的西昆体诗风。但欧阳修的词承袭了花间词风,虽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词的题材,写了一些怀古咏史词,但成就不大。

▲《秋声赋》,元,赵孟頫,纸本长卷,纵36.7厘米,横215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欧阳修还改革骈赋,不拘于对偶、限韵的规定,以散文体作赋,促进了散文文体发展。《秋声赋》就是他所作的此类平易自然、说理清晰的辞赋代表作

在文道观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一方面,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主张,认为写文章应该立足于弘扬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之道。他曾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认为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人,文章自然水平高超。例如孔子、孟子、荀子年轻时都是以“行道”为主,少有时间写文章,但积累了深厚的儒道修养以后,他们的文章却能达到后人不可及的程度。而扬雄、王通等人用力模仿圣人的文章,没有儒道修养,文章难以被后世认可。此外,欧阳修还在不脱离儒道的基础上丰富了“道”的内容,认为文人应该关注现实百事,文章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这是在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氛围下,文人积极参政,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体现。另一方面,欧阳修重道但并不轻文。欧阳修指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认为文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事信”指文章内容应该力求真实,“言文”是指文章语言应该有艺术性,二者兼备,文章才能流传于后世。

欧阳修自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以来,便与尹洙、苏舜钦等人倡导古文。庆历年间(1041-1048),由于政治革新运动需要更实用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意见,古文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在此期间,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及文坛影响力,大力提倡古文,推动了宋代古文的发展。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淘汰写险怪的“太学体”文章的考生,录取文风质朴的考生,从政治层面大力度打击了不良文风。也是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发掘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欧阳修的荐引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从僻远之地而来的无名之辈成了京师文坛新秀。最终,在欧阳修及其门生的努力下,“太学体”式微,北宋文风从此扭转。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文学传统。他的古文内容包罗万象,风格自然流畅,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苏轼的古文主要包括策论、史论、奏议、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以及碑文、祭文、传记、游记等叙事记游之文。其中,议论文或揭露弊政,或评述史事,直抒己见,逻辑清晰,有说服力,如《刑赏忠厚之至论》《续欧阳子朋党论》等。叙事记游之文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思路清晰、文辞优美、感情真挚,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语便讲清了出行的时间、地点、缘由,写景抒情相结合,塑造出超然的意境。苏轼在诗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对欧阳修的超越。他与欧阳修一样写了很多现实题材的诗歌,但是,苏诗题材更为广泛,涉及怀古咏史、人生思考,还包括种菜煮粥、汲水煎茶的生活点滴。苏轼的风格多样,兼容并包,有李白的雄奇豪放,也有陶渊明的淡泊超然。苏诗的艺术技巧运用得自然娴熟,比喻生动而贴切、用典精当,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用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奔走。苏轼善于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苏诗富含理趣,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词的成就更高,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欧阳修词的内容仍然是恋情相思、饮酒赏花之类,没有脱离“艳科”的格局。苏词一改过去艳丽柔靡的风尚,表达豪情壮志,体现人生思考,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苏轼丰富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功能,开拓了词的意境,将词从“小道”引进文学的殿堂,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在文道观上,苏轼继承了欧阳修文道并重的主张。苏辙在《历代论引》中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轼强调文章的社会政治功能,批判一些儒生高谈阔论,“多空文而少实用”(《与王庠书》),认为文章要“有为而作”,应着眼于现实,针砭时弊。但是,苏轼比欧阳修更进了一步。他的“道”突破了儒家孔孟学说的范畴,包罗万象,既指融合了老庄思想,不为外物所累的归隐之道,也泛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日喻》讲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强调实践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必要途径。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文学事业,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在当时已经声名远播,受到高丽、辽等地人民的追捧。在元祐年间,他成为众人拱卫的文坛盟主。他继承了欧阳修礼贤下士的精神,十分注重培养人才。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皆出自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在欧苏二人的努力和众多文人才子的前赴后继下,北宋才没有重蹈唐代古文运动的覆辙,取得了诗文革新的胜利,由此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

▲《灼艾帖》,北宋,欧阳修,纸本册页,纵25厘米,横18厘米,行楷书,6行69字,纵25厘米,横1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释文:“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见发言,曾灼艾,不知体中如何?来日修偶在家,或能见过。此中医者常有,颇非俗工,深可与之论搉也。亦有闲事,思相见。不宣。修再拜,学正足下。廿八日。”帖中“见发言”的“发”即欧阳修长子欧阳发。据考,此帖是欧阳修写给自己学生焦千之的

“天资刚劲,见义勇为”

欧阳修与苏轼不仅引领了北宋的文风,还用一生诠释了忧国爱民、淡泊名利的新士风。

唐末五代以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有冯道之辈,寡廉鲜耻,为了功名利禄,几易其主;有骄兵悍将,割据一方,篡位夺权。针对五代弊政,宋初统治者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为了重建道德,扭转士风,宋太祖登基之初便表彰忠于后周的韩通是忠义之士。宋太宗以来,朝廷加大了科举取士的力度,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儒士治理国家。宋朝的皇帝十分优待士大夫,不仅给他们丰厚的俸禄,还誓言不杀士大夫,给予他们封驳、上书言事等权利。朝廷的政策促进了士风嬗变,而士风的重振还需要个体的努力。欧阳修与苏轼师生二人是北宋匡正士风的勇士,是北宋士大夫的杰出代表。

《宋史·欧阳修传》说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这是对他政治品格的客观评价。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控制官员升降,把吕夷简进退官员的情况绘制成《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把吕夷简比作汉成帝身边破坏朝政的张禹,建议仁宗重视选贤任能,不可将用人大权全都委托于宰相。吕夷简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在御史大夫韩渎等人的附和下,范仲淹被贬知饶州。此时,身为谏官的高若讷趋炎附势、随波逐流,非但不为范仲淹等人说话,还竭力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奋笔疾书《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顾惜官位和俸禄,不敢得罪宰相,是一个庸才,不以为耻,反以诋毁贤臣为荣,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小人。痛骂他没有脸面见士大夫,没有脸面出入朝堂,让朝廷蒙羞。这是欧阳修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品格的真实写照。高若讷读罢,怒火中烧,向朝廷告状,要求严惩欧阳修。随即,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随着北宋中期以来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危机的加深,统治者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发。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人开始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欧阳修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竭力辅助范仲淹改革。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了猛烈攻击。反对派指责以范仲淹为核心的改革派为“朋党”,引起仁宗的猜忌。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上奏给仁宗,指出朋党自古就有,“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因为权势与金钱而相勾结,当失去共同的利益时就会互相残害,他们结成的是“伪朋”。君子恪守道义,爱惜名节,修身治国,始终如一,故结成的是“真朋”。他希望皇上能辨别朋党的真伪,即分辨君子与小人,这样就会天下大治。

宋朝统治者十分忌讳朋党问题,甚至明令禁止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欧阳修撰《朋党论》进献给仁宗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阐明自己与范仲淹等人高尚的政治品格,这也使本就有所猜忌的宋仁宗最终下定决心罢免范仲淹等人。范仲淹等人于庆历五年(1045)均被罢职外调,新政失败。欧阳修被外放为滁州太守。

虽然被贬地方,欧阳修也不改初心,尽力为百姓办事。在夷陵,他深入下层社会,体察民情,严明法纪,清理旧案,进行城市建设。清代文人袁枚评价欧阳修说“庐陵事业起夷陵”,肯定了欧阳修在夷陵的政绩。在滁州,他仍然勤政爱民,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建练兵场,训练民兵,保卫地方;修缮城墙;引导州民勤劳耕作,带民祈雨。他在逆境中也能找到人生的快乐。他欣赏夷陵的秀美山河,感慨民风质朴,食四时之味,写下《夷陵县至喜堂记》,其中说到:“是非惟有罪者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喜也。”将所居之处唤为至喜堂,可见其随遇而安的性情。他在滁州勤于职守之际,也寄情山水,写下《醉翁亭记》等名篇,生动描绘了滁州山水之美,勾画出醉翁“与民同乐”的美好图景。

▲醉翁亭,现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现为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园林。该亭名字出自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亭西有一碑,镌有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全文,笔势雄放,人称“欧文苏字”,并为二绝

熙宁三年(1070),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洪流中,欧阳修辞官求退,自号为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一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谓六一。他能舍弃世俗纷争,拾起众人不重视的五物,自乐其中。因此,后人认识的欧阳修才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金石学家,是一个书法家,是有趣的醉翁,而不止是个政客。苏轼《书六一居士传后》中说:“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均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之有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欧阳修与五物融为一体,不为官场功名所累,亦不为五物所累,抛却了得失故不为外物所累,因而是悟道之人。这是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评价,也是反映出自己精神世界的追求。

▲欧阳修雕像,位于江苏扬州蜀冈广场。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外放滁州,后改任扬州。他在扬州蜀冈中峰修平山堂,公余在此游宴诗会。欧阳修是苏轼仕宦人生的灯塔,他的知遇与举荐开启了苏轼的仕途,他的精神也一直引领着苏轼前行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欧阳修是苏轼仕宦人生的灯塔,他的知遇与举荐开启了苏轼的仕途,他的精神引领着苏轼前行。苏轼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立志做东汉范滂一般激浊扬清、刚直不阿的贤臣。而正直耿介、见义勇为的欧阳修正是范滂一般的人物。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中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苏轼的一生都追随着恩师的步伐,以天下事为己任,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黜陟,坚守信仰,进退自如。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策划和实施变法。朝臣们分裂为支持新法的“新党”和反对新法的“旧党”。这一年,苏轼为父亲苏洵服丧结束,返回京师,卷入新旧党争。王安石主张变法,即通过变革法律、条例等革除积弊,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苏轼主张进行政治变革来革除弊政。但是二人在改革的目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核心在于“理财”,主张发展生产,“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扩大国库收入,使国家富裕。苏轼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民者,天下之本”,天下不是君主私有,而是人民共有,应该先富民再富国。在改革的方法上,王安石主张发展生产,扩大国库收入,而苏轼认为这样难免会增加百姓负担,朝廷应该节省用度,减少对人民的索取。在变革的速度上,王安石主张雷厉风行的变革,苏轼则认为欲速则不达,主张渐变。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受神宗皇帝重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轼不顾个人前途,屡次上书,坚决地批判新法,最终遭到政敌迫害。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调往杭州担任通判。苏轼离京赴杭,途中与苏辙一道在颍州拜访了退休归隐的欧阳修。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回忆,此时欧阳修对自己说“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欧阳修肯定了苏轼不惮权贵,坚守政治立场的选择,这也体现了他们师生二人具有相似的政治品格。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苏轼在杭州孤山僧人惠勤住处哭欧公,忆及过往,心情悲痛。相聚有限,思念无涯,欧苏二人的情谊仍在精神世界延续着。

▲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明拓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醉翁亭记》为欧阳修的散文名篇,作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章借他游玩修建醉翁亭一事,抒发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情怀

在杭州任上,苏轼继续用诗文批判新法。《都厅题壁》诗云:“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讽刺朝廷盐法,贱价买盐户的盐,高价卖给百姓,导致大量百姓为了谋食而买卖私盐,触犯盐法,沦为盐囚,表达了自己对盐囚的怜悯。《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诗云:“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癫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嘲讽新党官吏把仁义当作做官的捷径,追求功名利禄,把新进官吏比作吃腐鼠的乌鸦,自比为高鸿,表明自己对争权夺位不屑一顾。此类诗文,不胜枚举。后来,这些诗文传到了变法派李定等人的耳朵里,导致他们对苏轼怀恨在心。

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掌控朝局,起用旧党人物,废除新法,贬黜新党。由于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被起用为宰相,全盘否定新法。此时,曾经反对新法的苏轼得到重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从一个罪臣升任为翰林学士(皇帝的顾问兼秘书)。而就在司马光一心提拔苏轼的时候,苏轼与司马光的政见出现了分歧。苏轼反对情绪化地全盘否定新法,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指责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劄子》)。苏轼始终坚持自我,没有为了前途而附和旧党的观点,其二人的矛盾随着司马光的去世而结束。但是,苏轼却因役法之争成了旧党众人攻击的对象。虽然高太皇太后支持苏轼,但他还是因坦率刚直的言论得罪了许多人,被屡次弹劾,最终不堪其扰,自请外任。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出知杭州。

元祐六年(1091),苏轼自请知颍州,这是欧阳修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次韵赵景贶春思且怀吴越山水》)苏轼经常游览恩师欧阳修走过的地方,通过诗歌遥寄相思,《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现在能记得醉翁的,只有自己和颍州西湖水波中的月影,表达了对恩师长久而深切的怀念。苏轼还经常与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欧阳辩相聚,一同饮酒作诗,回忆往事。苏轼对欧阳修的怀念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的治愈,若欧阳修还在,一定是那个能够理解和宽慰他的人。

▲苏轼手书《丰乐亭记碑》,现存于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原碑刻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已佚,现存为明嘉靖年间重刻。《丰乐亭记》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散文,记述他在滁州主政时,修建丰乐亭的经过,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

苏轼处于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他在仕途上经历了比欧阳修更大的磨难。但是,他如欧阳修一般淡泊名利,进退自如。在杭州,他开凿六井,整治西湖。在密州,他组织百姓求雨灭蝗,请求朝廷减少百姓负担。在徐州,组织抗洪抗灾,带头修筑堤坝,治理黄河水患,受到朝廷嘉奖。在黄州,几乎没有俸禄,需要自谋生计,但他穷困潦倒也不易其志。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他深入了解百姓疾苦上报官府,成立育儿会救助婴儿。在惠州,他建设饮水工程,解决人民饮水问题,修建医院,防治疫病,救死扶伤。在儋州,致力于传播文化,与黎族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没有因接连的贬谪而丧失自我,而是始终坚持忧国为民的政治信仰。

他改变的是自己的心境,将心灵之境无限拓展,获得了精神世界的强大与自由。在黄州的艰苦日子里,他开始务农,自称“东坡居士”,还创造了东坡肉、东坡羹,享受平淡的生活。他写下前《赤壁赋》这一千古名篇,以水、月为喻,阐释了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超越个体外在的得失,能够以自在、豁达的心境享受天地自然之美。他在惠州,与朋友游山玩水,约饭品酒,还发明了烤羊脊写信给苏辙分享吃法。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元符三年(1100),苏轼得以离开海南岛北返,途中作诗云:“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表达了他不悔当初,以在海南岛新奇见闻为乐的豁达。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行至镇江金山,看到好友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写下诗回顾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有对一生颠沛流离的无奈,但也表现出对谪居期间能潜心创作出诸多作品、发掘人生别样意义的满足。他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精彩的作品,策论、文赋、诗词、书法、画作、美食,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卓越的才情、豁达的性情、高尚的品格深深吸引着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今天我们看到的苏轼是一个立体的、丰满的苏轼,而不是那个失意困顿、悲情苦楚的苏轼。

 

▲屏风画《楼阁山水图·醉翁亭》,18世纪,日,池大雅,纸本金底墨画着色,6曲1双,各纵167.5厘米,横373.5厘米,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该画原为中国清初邵振先所绘的岳阳楼和醉翁亭图,池大雅根据此画重绘为以金箔为底的巨幅屏风

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中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王朝云说苏轼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是对他坎坷仕途的总结,而这不合时宜的背后是苏轼对于真实自我的坚持,对于高尚人格的追求。在北宋云波诡谲的政坛,苏轼与恩师欧阳修一样,没有趋利避害,而是舍生取义,坚持忧国为民的信仰,这是他们的“坚守”。他们在逆境之中,抛却了个体的得失,转失意为“适意”,寄情山水,吟诗作赋,通过各种消遣方式,在多个领域大放异彩,充实了自己的人生,这是他们的“超越”。这“坚守”与“超越”体现了他们心灵的契合,也是他们能成为“名士”、具有恒久的人格魅力之原因所在。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04期     田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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