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接着，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开动电钮，启动广场中央的电动升旗装置，象征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军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28响，将开国大典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现今，开国大典所使用的国旗、礼炮、宫灯等实物都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作为共和国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保存。它们既象征着共和国主权和尊严，又是开国庆典的重要历史见证，每一件背后都有一段段值得挖掘的过往。
一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7月1日，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湊、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人民群众游行活动三项内容，其中阅兵仪式的安排和地点，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的程序和场所。
当时，北京只有西苑机场和天安门广场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但西苑机场太远了，也没有现成的检阅台。开国大典的日期逐渐临近，经过反复考虑，9月2日，周恩来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同意了这一方案。
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是老北京城的中心地点和市区街道的枢纽，位置正好在纵贯南北的皇城中轴线的中段、紫禁城之南。天安门城楼，可作为现成的检阅台。广场位于市中心，军队、群众往返方便，大典的场面可以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阅兵的场所略窄了些，而且还要断绝市内交通4小时以上。
此时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后来从城楼上运走的鸽子粪竟有几卡车，朱红色的城墙墙皮大片地脱落，广场也成了垃圾站。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开国盛典，1949年8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建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提出修整工程计划，修整工程于9月1日开工，于9月底竣工。整个工程主要包括：（1）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上多年遗留的垃圾和障碍物，平整碾平，5.4万平方米的广场，供群众集会；（2）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清除楼顶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3）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供大典时升旗使用；（4）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碴路面1626平方米，供游行的群众和阅兵的军队通过；（5）美化天安门附近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
建设局在广场北面竖起了一块“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市青年团筹委会组织了近6000名团员、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锄头、铁锹等工具铲土除草，用手搬石头，先后填平300多个坑洼，运走垃圾，清除地面的障碍物，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以及中华路全段，开辟了一个1.7万平方米的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作家萧乾写的《我看见中国的重生》一文，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种种变化：
政协开幕后，已经是一片喜气的北京，就变成了旗子和彩绸的城，变成了锣鼓的城，变成了迎接重生的城。无论你坐什么车，走哪条胡同，什么时候经过大街，你的耳朵离不开咚咚嚓嚓，你的眼睛始终有新的发觉：发觉的焦点在东西长安街之间的天安门，上午宫墙染红了，下午瓦匠们在广场墙上破了四道便门。牌楼上扎起黄绿彩穗，天安门下，有工人们在杉篙又搭起的木架上爬东爬西。门墙上出现两条十数丈长的横楣，上面不久便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大字。城楼檐上写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红的架子原来是为放照明灯的。我天天过天安门，看到了那些木架子的搭和它们的拆，随之露出来了拔地而起的电动旗杆；一座座竖起的横楣上嵌了月白色的霓虹灯。城楼檐下挂起了八盏红宫灯，八面红旗，沿着巍峨楼墙飘起来，油画的毛主席的像照耀在石墙的正中央，画像下面题的是“人民的胜利”。它坚定地、充满信念地照耀着，象征着数千年来中国人民翻身的成功，也寄托了中国人民对未来所有的热望。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劳动，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清理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尘，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和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天安门城楼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二
1949年9月，庆祝大会筹委会把布置装饰天安门城楼的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考察现场后，决定把任务交给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接到任务时，只有20天的期限了，他决定让队里的两名1945年在张家口加入八路军的日本美术家肖野（小野泽亘）和森茂来设计。
他们精心研究各种资料和数据，吸取大家的合理意见，一周后，一叠16开的白纸上画满了草图。此时政协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和美术顾问张仃也来参加装饰设计。他们从中选出20幅，由张致样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眼就看上了8盏大红宫灯的方案，他指示要突出表现城楼，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是戴八角帽的侧面像，高6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的周令钊站在脚手架上画了20多天，助手是新婚妻子陈若菊。像下最初有字，9月30日夜中央决定去掉，周令钊修改完毕时，天已经快亮了。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两侧红墙上的标语与现在不一样，当时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拟定的。标语上端庄匀称的宋体美术字是政协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写的。钟灵在延安时经常写大标语，但这次的标语太大了，每个字高2米，宽2.2米，人躺上去都绰绰有余。虽然解放区早已流行简化字，但按照多数人的习惯，这两条标语继续使用繁体字。因此钟灵用铅笔和尺子整整写了两天，再交木工制作，红底白字，镶绿底金花纹边框。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当时还没有挂国徽，而是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每个字约1米见方，也是钟灵的大作。
在城楼上的10根廊柱间悬挂8盏大红宫灯，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厚的喜庆气氛，也显得庄重严肃。但是，宫灯设计图案通过后，苏凡跑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能承接制作的工厂。人们焦急万分，这时，肖野说，不管是大宫灯，还是小宫灯，道理都是一样，只要能找到一个扎灯的艺人帮忙，事情就好办了。
他们在故宫档案中查找到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还活着。这位姓尹的老艺人看了图纸，又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然后，诚恳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让我做可以，但我要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而且这么大的宫灯作成了也抬不上去，只能在城楼上做。”
老艺人叫来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8个厚重的灯笼圆托是老艺人亲自找木工定做的。肖野和森茂则负责画宫灯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离开城楼，离开国大典只差一天多时间，8盏宫灯终于做好了。
8盏宫灯都是用生长5年左右、高3米多的毛竹，不褪色的红士林布和松木制作的，上下部贴有金黄色的云朵，底部配有黄色流苏，十分庄重、大方、美观。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3个战士手拉手才能环抱，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
宫灯制成后要按设计的位置挂起来。为此，张致祥调来十几名战士，并搬来梯子，大伙七手八脚，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挂成，因为宫灯又大又重，钉子无法固定也承受不起。还是肖野提出，在横梁上用两个铁环受力，大家豁然开朗，一试果然成功了。经过大家一番努力，9月30日，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它们同中国人民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又显露出它庄严、典雅的宏伟气势，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准备与欢天喜地的北平市民一道，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994年，经中央批准，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替换成折叠式的新式灯笼，悬挂了45年的大红宫灯终于完成历史任务光荣“退役”。原来悬挂在东二、西二位置的两盏宫灯被拍卖，拍卖所得捐赠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难问题和希望工程。其他两对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收藏，一对由国家博物馆收藏并悬挂在展览大厅里，供人们参观。
三
国旗是昭示一个国家主权的元素之一。共和国把国旗交给人民自己设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1949年上半年。当时，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等任正、副主任。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其中，马叙伦、叶剑英、沈雁冰领导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这是建立新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其中制定国旗的工作尤为急迫和重要。
7月13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条例，15日起，各大报纸又以显著位置连续多次刊登筹备会的征求启事：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本筹备会为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特制定条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
（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与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三、国歌
（甲）歌词应注意：
（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本会。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启
七月十日
消息一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万万同胞顿时沸腾了。他们纷纷把对新中国的爱、对祖国未来的憧憬，融人笔端，化为一幅幅图稿，寄到北平，海外华侨也纷纷寄来应征稿件。仅一个月零五天，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寄来的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五星红旗图案就是其中之一。投稿者中既有革命领导干部、社会知名人士、艺术家，也有普通教师、自由职业者、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既有用文言文作说明并引用古书的老先生，也有工工整整地画上稚嫩图案的小学生。朱德和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也亲自投稿。港澳同胞和海外炎黄子孙更是欣喜若狂，香港、澳门的来稿多达67件，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等地也寄来35份稿件。而对众多图案的选择和修改、重新拟定说明，则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善于集中群众智慧的又一典范。筹备会收到的国旗图案稿件加上修改稿有3000余幅，要在这么多图案中选出一幅最适合的，真是一件难事。从8月16日到20日，第六小组组员和专家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审阅和评选应征来稿，有一次从上午8时到晚上9时，足足讨论了十三个小时，来不及吃饭，只用干粮充饥。截至9月14日，第六小组共开全体会议4次，座谈会多次。
9月22日，第六小组将经过反复审阅评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编印成一册《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分送全体政协代表讨论决定。
图案多数为红旗面加五角星。前三号图都是红底、黄星加黄条，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还有的图案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后来选中的五星红旗图案是复字第32号，设计者曾联松当时仅32岁。上海解放前他在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擅长诗书画，懂得几何制图，加上他对中国特征、政权特征的准确把握成为设计国旗的基础。
曾联松曾写信向筹备会告知设计构思：“原设计稿中五颗星的关系是这样的——大星位于左边（正立），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似众星之拱北辰，犹鱼水之相融洽。”
这个构思极为巧妙，动静结合，蕴意丰富，给人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美感享受和联想空间。五星红旗图案本身是美的，艺术性很强。审查组评选时作了部分修改，抽掉了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其余部分未作修改，这就使图案更加简洁美丽了。内在的美和丰富的内涵，是五星红旗图案在3000幅图案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23日，628名代表分11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赞成前三图的代表超过半数，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尖锐。有15名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复字第32号图，有18名代表赞同朱德设计的左上四分之一蓝色方块中有带白边的红五角星的复字第15号图。特邀代表张治中向毛泽东表示坚决反对国旗上加一条横杠，他认为：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加上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
9月25日晚，毛泽东召集各方面人士协商国旗国歌方案。他听取和归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指着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问大家：“这个怎样？”大家都说好。这时有人提出异议：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人社会主义，没有后面两个阶级了，国旗不是又要改吗？毛主席很敏捷地回答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提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只提五颗星的相互关系。他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热烈鼓掌并发言，表示一致赞同。
9月27日晚上9时许，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大多数赞成表决通过了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决议案。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讲话极具穿透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庄严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此诞生了！
开国大典时通过地下电缆远方操作的电动升旗装置，是由各有关单位分工合作完成的。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师林治远和梁昌寿几经试验，设计出了用齿轮控速，能与国歌同步完成的电升旗装置。为确保升国旗成功，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提出了双电源供电方案。聂荣臻市长还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另系一面国旗，准备随时改用人工升旗，做到了万无一失。
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亲自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保存和陈列。它是用五幅红绸子拼接轧制而成的，五颗黄星是用黄缎子做的，旗高3.38米、长4.6米。虽然历经风雨边角和旗裤已经残破，旗面略有褪色，但仍富有光泽。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新篇章开端的见证。那根从开国大典起在广场中央矗立了四十二年的22米高的白色旗杆，在1991年国旗杆改建后也交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保存。1994年5月，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在得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当代中国”展览急需文物时，毅然决定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用红黄两色蜡光纸剪贴的国旗原设计图案底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面国旗是谁制作的？曾有人说是一位女工手工缝制的，但她说的国旗用料情况和缝制方法均与现存第一面国旗不符。据原北京市政府下属永茂公司干部宋树信回忆，当时全北京市的国旗都是永茂公司统一监制的。他曾奉上级指示在西单的一家缝纫社监制了两面特大号国旗，由于黄锻子不够宽，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是接上的，10月1日凌晨送交给开国大典筹备处。他回忆的细节和现存第一面国旗是吻合的。据了解，开国大典至少准备了三面特大号国旗。由于现存第一面国旗和档案没有留下制作者的姓名，制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个谜。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人都为第一面国旗的升起尽了力。
四
鸣放礼炮，庄重而神圣，是开国大典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1949年8月，中央决定开国大典要鸣放礼炮。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传达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决定从张家口等地调来108门老式山炮作为开国大典的礼炮，主要是缴获的日本造75毫米九四式山炮，还有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75毫米一四式山炮。日造九四式山炮炮身长1560毫米，炮重536公斤。此炮通长3米多、高1米多、口径为75毫米。那么，开国大典时为什么要用山炮当礼炮？因为当时并没有专用的礼炮，是用解放军缴获的比较轻巧、射程近的老式山炮代替。
施放人员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有的是战斗英雄，组建了礼炮团。由赵大满任礼炮团总指挥，韩怀志任现场指挥。礼炮团在先农坛体育场集中训练了两个多月。每门礼炮配三名炮兵，训练要求达到在3秒钟内完成装填、发射、退弹壳三个动作。这是因为开国大典时从毛主席按电钮升国旗到升旗完毕共用两分零五秒，礼炮鸣放必须同步完成。28响礼炮的鸣放，每次齐射要在4秒半钟内完成，要求严、标准高、技术难度大。参谋长李健每次到训练场检查验收全靠一块秒表，看操炮时间卡得准不准，是不是整齐、等速。礼炮要求放齐，但人拉火不容易齐，而且炮与炮的间隔有100多米。一开始韩怀志站在中间喊口令，炮手们听不到，很难指挥。后来他就用两张桌子加一把椅子，站在上面用旗子指挥。那时没有什么精密控制仪器，全靠手工操作。礼炮手们每天要在酷暑中练上千次，汗如雨下，许多人都磨破了手。
开国大典时礼炮放在东三座门内，也就是现在公安部西边，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胡同的位置，炮口对着墙打。参加典礼的有54门炮，另外一组是备用的。为了保证发发打响，对每一发炮弹都要严格检查和擦拭，对底火部位检查更加仔细。礼炮炮弹是专门制造的，没有弹头，是用木屑压制的圆柱体堵住药筒，堵齐了才能放，鸣放时后坐力较小。尽管后坐力小，进人阵地后也要把炮的锄板砸牢。
1949年10月1日上午7时，参谋长李健和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参谋复新到礼炮阵地作了临战前的最后一次检查。接着聂帅来了，进行了全面的检査。他问韩怀志：“你们准备好了吗？”并非常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是毛主席升国旗。你们的礼炮一定要放齐，不能搞得噼里啪啦的。”聂帅又说：“54门礼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意义非常重大……”
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一样整齐，同时又凝聚了54门炮齐射的威力，威震寰宇，传遍世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后这批礼炮又多次使用，并经7312厂改造过，现存于北京某炮库，由武警部队负责管理。198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为筹备“近代中国”陈列，急需征集开国大典礼炮，征集人员经过多方联系，直到1988年9月2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其中两门日造九四式七五山炮油漆一新后拨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源：《档案春秋》2019年10期 季如迅；陈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