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书论中的“势”与“意”

“势”与“意”是中国古代书论里非常重要的概念,汉末魏晋时书家常常将二者连用。分别对汉末魏晋书论中的“势”与“意”进行分析,并对“势”与“意”的关系进行探讨。

汉末魏晋“势”的阐发

“势”是中国文艺评论中一个重要概念,在书法批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认为,不论是派兵打仗,还是学习拳法,抑或是练习书法,都有一个相通的道理,那就是“势”的运用,获得了“势”便可以取得成功。他认为书法在可视的形中有“势”才会精彩,可谓对“势”推崇备至。

“势”是中国古典书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至少在汉末魏晋时,“势”已经成为书法理论领域的一个重点。东汉蔡邕的《九势》、崔瑗的《草书势》,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等都以“势”形成篇名,且将“势”作为重要书法主题来探讨。

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九势》就“形势”进行阐述,具体如下: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

蔡邕开篇就指出书法不是简单地“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描摹客观物象,从“阴阳”的观点切入,认为书法也充满了阴阳转换生发的道理,“形”“势”作为书法两个核心要素是相辅存在的,好的书法要在“形”的基础上产生“势”,使“势”依托“形”而存在。用“上皆覆下,下以承上”来解释“势”,使人感受到“势”是字的上部与下部之间一种顺畅的连带,是字形的律动。他在《笔论》中对“势”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描述: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通过以上论述,大致可以确定“势”有运动趋势的意味,具体到书法中,可指单字之内、字与字之间的连贯性。另外就具体书体来看,在草书中谈论“势”的较多,且常常将“势”与“形”连用,就形成了“形势”。赵壹《非草书》中有言:

“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功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赵壹认为草书非自然所造,亦非圣人创造,只是为了满足日常书写便捷的需要而产生,不值得花费太多时间专门学习。这是一篇非难草书的文章,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练习草书的热情,说明这种趋于急速的书体有很大的魅力。

草书是一种快速书写的字体,人们关注草书,应当注意到其中之“势”,感受到书写的快慢、轻重的变化。在汉字演变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装饰化倾向,但文字整体是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的。一方面,汉字的图画性质逐渐减弱,越来越成为一种特定的抽象符号;另一方面,随着汉字的简化,书写的速度加快,人们注意到了“势”带来的美感。草书中节奏感应是“势”的重要来源。

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对书法的探索趋于自觉,楷书、行书、草书都日趋完善。这时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家,他们已经超越了对汉字字形美的单纯图画感知,也不仅仅关注汉字的实用性,而是有着更高的艺术追求,在书写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对“势”的理解与联想。

与“势”相对应,魏晋时期书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意”的概念。

汉末魏晋“意”的阐发

汉末魏晋时期,在汉字书写的过程中,“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书写也离不开人的主观思考,即“意”的作用。

许慎在《说文解字》心部解释“意”字说:“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由此可知,“意”为会意字,是通过言语来传达心中想法。语言是媒介,“意”是主观想法,代表了人的“心”的表达,与“心”相关。

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有对“心”的论述: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

赵壹认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不是发奋学习就能写好,除了努力外,还需要天资,与书写的人密切相关。对此,三国时的书家钟繇也曾提出过“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论断,强调了书家的主体地位。

到了西晋,成公绥在《隶书体》中明确谈到了“意”的作用:

“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

成公绥就隶书的写法、书写时的运行轨迹,以及典型笔画进行了想象性描述。在书写过程中,运笔之手一端连接着书写主体,另一端与作品相连,“应心隐手,必由意晓”讲明书法除了“心”“手”的相互配合,还需要“意”作为指挥。这一观点后来被卫夫人与王羲之所发展。如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

“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

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

卫夫人与王羲之都关注到了主体的“意”对书写效果的重要作用。卫夫人认为书写时要做到“意在笔先”。王羲之结合行军打仗的要素提出“心意者将军”的重要论断,认为“意”在书法中如打仗的将军一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意”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此外,“意”在王羲之的其他书论中也经常出现。具体例子如下所示:

“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处其戈意,妙理难穷。”

“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

王羲之论书以“意”为先,认为书写文字不应当仅仅出于实用的目的求形似,还要有书写者“意”的参与。他用“大有意”来赞美子敬飞白的书法,认为具体的点画都要有“意”。

“势”与“意”的关系探讨

(一)“意”与“势”在书法批评中常常连用

“势”的形成需要书写者“意”的支撑,“势”亦可体现书写者主观的“意”,故“意”与“势”在书法评价中常常连用。

西晋书家索靖在《草书状》中道出“意”的产生:“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东晋王羲之论“势”与“意”:“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草书状》中提到:“目而叙之,亦不失仓公观鸟迹之措意邪!但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行,巧媚争呈,岂可一概而论哉!”

“意”与“势”相互关联。“意”包含着创作者的观念与想法,体现着书法家“心”之构思。“意有倜傥”明显有以人喻书的特点,“意巧滋生”意为睿哲之人通过变通逐渐形成书法丰富的含义,强调书家在具体书写中的巧思妙想。“势”是书写的重要因素,往往能体现“意”,因此二者相互关联,常常连用,互相促进。二者连用如后世张怀瓘所论:“然草与真有异,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

(二)“势”引起“意”的联想

草书作为一种快速书写的字体,其产生多是为了书写便利,但在汉末出现了“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的局面,一些书家“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痴迷于草书,原因之一便是书家对“势”的关注。当书家关注到了“势”的变幻莫测,看到了富有动感的书法线条时,便引发了“意”的丰富联想,认为: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其想象不可谓不丰富。西晋成公绥面对有“势”的隶书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郁若宵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

成公绥面对变换的隶书字体,产生了许多想象,有龙凤,有鸟、马等动物的动作,还有由云、雾、风、水等形成的自然奇观,最终发出了“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难详,粗举大体”的感慨。而同时代的卫恒也谈论到草书“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认为书法中“势”带来的无穷的“意”难以用语言形容。

汉末魏晋时,为了实用而趋简产生的隶书和草书得到了较大发展。人们在挥洒汉字的过程中,注意到了顺势而为的艺术效果,对隶、草等字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进了书家“意”的想象,突出了书家的主体地位,因此对“势”的关注促进了书写主体“意”的觉醒与发展。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势”在汉末魏晋时的讨论度较高,对其讨论如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九势》、卫恒的《四体书势》,而对“意”的探讨较多集中于卫夫人和王羲之的书论之中。

(三)“意”推动“势”的探索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写主体通过书写在竹帛上产生了可视的形,形成了具有“势”的笔迹,促进了书写主体“意”的觉醒,使人产生“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丰富联想。而书写主体“意”的觉醒也在积极推动书法中“势”的探索。

东汉草圣张芝曾道“匆匆不暇草书”,认为草书不仅有实际功用,还有很强的艺术性,在书写草书时要注意韵律、节奏的变化,而不是一味关注实用。作为草书大家,张芝不但关注到了书写之“势”带来的丰富联想,且“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通过“意”的探索,把“势”带来的感受转变为具体的技法,促进了草书的发展,贡献巨大。

王羲之则更进一步,其在《书论》中云:

“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如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

这里王羲之也运用了大量的比喻,而与前文所引书论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描述了一些在书法中体会到的较为抽象的“势”的感受,还落到了具体物象与横、竖、折等具体笔画的“意”上,书家主体“意”进一步推动了书法“势”的形成。

唐代草书兴盛,张旭受公孙大娘舞剑的启发而草书大进,大概也是通过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对“剑势”有所领悟,并将其运用至草书创作中。这已经是通过外界动作来主动悟得“势”了。与张旭相似,北宋文同谈论草书时曾说:“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文同见道上斗蛇的场景,悟得草书动态之“势”,也是通过主观的“意”从外界获取书法之“势”的范例了。

结语

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书法大变革的时期,楷书、行书、草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书家们对书写运动中的“势”越来越关注。他们有着丰富的想象,用各种自然物象来谈论书法。同时,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受到“言意之辩”的影响,人的个性和精神得到了解放。卫夫人、王羲之等书家对主体的“意”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体察和探讨。“势”存在于书写过程,而“意”是指挥中心,二者相互促进。对“势”的关注促进了“意”的发展,同时随着主体“意”的自觉,“势”也能更好地形成并备受关注。书家对“势”与“意”进行了多重探索,而对“势”的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书法创新发展。

 

                                                                 来源:《美与时代(中)》2022年第12期     舒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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