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画师的反间计
午夜时分，一场顶级宴会进入高潮。在一身红色官服的新科状元郎粲的注视下，著名歌姬王屋山跳起当时最热门的六幺舞，宴会的主人韩熙载则亲自擂鼓助兴。搞不清状况而闯入现场的德明和尚，在人群中略显尴尬。角落里，有两名不速之客将当晚发生的一切默记在心——宴会来了什么人，穿着什么衣服，表情神态什么样……通通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是南唐画院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奉国主李煜之命，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顾闳中随后将宴会上的所见所闻，以纤毫毕现的功力画成了一幅卷轴，呈现给李煜。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韩熙载是南唐三朝元老，颇有才气和能力，被认为是宰相的人选。李煜想要任命韩熙载为相，但朝野间对韩的风评，使他踌躇了。韩熙载晚年纵情声色、放荡不羁是出了名的，他蓄养四十多名能吹拉弹唱的女伎，常年在家中广纳宾客，夜夜笙歌。为慎重起见，李煜还是派出画师，带着“任务”出席了韩熙载的宴会——而奉命行事的画师顾闳中，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后来竟成了传世名画。
其实这一切，都是韩熙载在“做戏”给李煜看。早在李璟（李煜之父）在位时，韩熙载就抱有平定中原的志向，他建议李璟趁中原混乱之时出兵北伐，但李璟不听。数年后，中原由后汉变成后周，南唐朝廷有人提议北伐，韩熙载感慨，北伐本是我的志向，但如今已不可能实现。在他眼里，后周皇帝郭威是曹操一类的奸雄，南唐自守尚难，遑论北伐。没多久，韩熙载因进谏李璟，提醒要注意身边人结党祸乱，反而遭到冯延巳、宋齐丘等人报复，被贬官外放。
公元961年，等到李煜继位时，中原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李煜虽然欣赏韩熙载，意欲重用，但韩熙载却看清了天下大势。他曾对人说：中原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他可不想以南唐宰相的身份向中原王朝投降，成为千古笑话。所以，韩熙载对交好的德明和尚说：“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他组织这些声色犬马、欢饮达旦的私人宴会，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为了“自污”——让李煜对自己死心。
李煜通过顾闳中的画，确实对韩熙载死心了。只是他不知道，他的国家很快就会亡于另一幅画。
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曾向南唐派出一支使团。使团中，有一名擅长画人像的画师，也是赵匡胤本人画像的作者——王霭。王霭的任务，是秘密画下三个人的画像：韩熙载、宋齐丘与林仁肇。在赵匡胤眼里，这三人是南唐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画下他们的真像，日后自有用处。王霭出色完成任务后，带着画像返回北方，受到赵匡胤的重赏并升官。
但不久，时任南唐宰相的宋齐丘失宠被贬，隐居九华山而死；宋齐丘的政敌、宰相候选人韩熙载也不愿意入相。到了公元970年，韩熙载病逝，赵匡胤忌惮的南唐三人，仅剩下南唐“战神”林仁肇了。
当时，大宋已经先后平定西蜀、荆湖、岭南等地，南唐的形势岌岌可危。林仁肇却认为这是南唐的一个机会，他向李煜建议说，宋军连年用兵，千里奔波，士卒劳累，这正是兵家所说的可趁之机。请求李煜给他数万兵马，夺取淮南：“陛下可对外宣称臣起兵反叛，那么臣若成功，淮南归国家所有；臣若兵败，陛下便灭我满门，以此表示陛下并不知情。”李煜听后，却惊惧不已：“你千万不要胡说，这会连累到国家的。”
公元972年，距离王霭出使南唐偷偷作画十余年后，林仁肇的画像终于被派上了用场。这是一出“巧妙”的反间计。赵匡胤事先安排了一座号称为林仁肇准备的豪宅，宅内挂上林仁肇画像。在南唐使者来访时，故意让他们看见里面的画像，从而确信林仁肇很快就要叛国而投奔大宋，成为这所豪宅的主人。使者回到建康后，赶紧将此事上报李煜，嫉恨林仁肇的南唐大将皇甫继勋、朱全赟等人，也趁机向李煜进谗言。李煜气昏了头，不分青红皂白，就派人用鸩酒毒杀了林仁肇。
除掉了南唐最后的硬骨头，赵匡胤开始出兵讨伐南唐。三年后，南唐灭亡。大宋接收了南唐的一切，包括地盘、财富，以及珍藏的名画。
南唐的著名画师董羽、徐熙等人，也跟着他们的降主李煜迁到了汴京。顾闳中应该在北迁之列，但关于他在南唐亡国后的事迹，已经湮灭无闻。不仅是南唐，当时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画师，被大宋一一接收，集中到新帝国的中心，汴京一带遂成为绘画艺术中心。
花鸟画：古典写实主义的巅峰
黄居寀是被大宋接收的后蜀画家，以擅长画花竹禽鸟闻名——这是他的家学，因为其父黄筌，就是冠绝一时的大画家。据说后蜀国主曾让黄筌在墙壁上画鹤，因画得十分逼真，引来真实的鹤立于画侧。今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黄筌的一幅《写生珍禽图》，这还不是他的正式作品，只是他供儿子习画的范本，但上面所绘麻雀、鸠、龟、昆虫等虫鸟，惟妙惟肖，跃然纸上。黄居寀的画功不输其父。评论说他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填彩浓厚华丽，妙得自然。
黄居寀入宋后，父子二人的画风受到宋太祖、宋太宗的极力推崇，被誉为“黄家富贵”，成为院体画的圭臬。画师想进入画院，必须学习和模仿黄居寀的画风，“黄家富贵”因此主导了宋初画坛达数十年之久。
当时能跟黄家父子一较高下的，是来自南唐的徐熙。徐熙一生未官，跟黄家父子在画院体制内不同，他属于民间画家。但这并不妨碍皇帝对其画的喜爱，宋太宗看了他画的石榴图后，道：“花果之妙，吾独知有（徐）熙矣，其余不足观也。”因其花鸟画出神入化，徐熙被誉为“江南绝笔”。徐熙的孙子徐崇嗣，更是融合了徐、黄两家的特长，创造出“没骨画法”——作画时不打底稿，直接上色。
至此，画院内的“黄派”与画院外的“徐派”，并峙而立，成为宋初花鸟画坛的双峰。一般的画家要么学黄，要么学徐，否则会被认为是“野路子”，没有师承渊源。
北宋花鸟画以精细逼真闻名，这实际上让中国传统绘画从写意转向了写实。在黄、徐二家统治北宋花鸟画坛数十年后，崛起的是新一代花鸟画大师赵昌。赵昌生活在宋真宗时期，自号“写生赵昌”，“写生”二字，表明了他的写实主义态度。史载，每天清晨露水未干之时，他就在花圃中来回观察花木神态，手中调色，并当场画下来。晚年的赵昌对自己的作品颇为得意，画完后珍藏起来，轻易不送人或售卖。如果看到自己的画作流落市井，总会掏钱买回来。
赵昌《写生蛱蝶图》
比赵昌稍晚的画家易元吉，一开始打算学花鸟画，但见了赵昌的花鸟画之后，感慨“世不乏人”，自叹不如，遂决定不再画花卉，转攻动物。易元吉在住宅后面挖了个池子，装饰乱石、疏竹、丛花和芦苇等，蓄养多种水禽，每天透过窗户观察这些动物的活动与姿态。他还经常外出写生，一去就是几个月，“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
凭借悟性和刻苦，易元吉练成了“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的绝技。他最擅长画猿猴，宋英宗时期曾被朝廷召入画院画《百猿图》，但画了十几幅后突然病逝。坊间传言，是有画院的人在他的酒里下毒，因为妒忌其才华。
易元吉死后没几年，北宋最伟大的花鸟画师崔白被召入宫廷画院。这一年，崔白已经60多岁，此前他一直是一名民间画工。相国寺在一场雨灾中遭到破坏，崔白参与了壁画重绘。当这项工程在熙宁元年(1068年)完成时，崔白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被特召入画院，宋神宗还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不得安排崔白作画。
崔白技巧高超，不用尺子就能画出又长又直的线条。他所画的鹅、蝉、雀堪称“三绝”，手法细致，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因为未曾受到过宫廷画院的熏染，加之性格放逸，又注重写生，崔白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标志着北宋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画风得到了彻底改变。崔白的传世画作中，有一幅《双喜图》，两只山鹊瞅着一只褐色的兔子，兔子感到很迷惑，这个瞬间被敏锐的画家捕捉到了，令观者回味无穷。
李唐《万壑松风图》
从宋初的黄筌到中期的崔白，花鸟画经历了数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理学对于绘画的影响逐渐深化。从最初只注重形似的画风，慢慢走向“穷理尽性”，画家开始追求画面的“内在之理”。北宋著名书画鉴赏家郭若虚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宋人画得不如前人，但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
山水画：大师辈出的年代
在理学的熏染下，除了花鸟画，宋人在山水画领域也达到了巅峰。山水画在北宋的异军突起，同样可以往上追溯到五代时期，确切地说，是在晚唐时期，它与大唐帝国的衰落、乱世割据时代的开启是同步的。此前，从汉到唐，人物画一直是中国画的主流。因为儒家相信，通过绘画的训诫功能，可以提升人的精神面貌。那些杰出历史人物的画像，在受人瞻仰观看的同时，能够释放精神感染力。所以历代帝王均推崇人物画。
被誉为“唐画第一”的阎立本，正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创作了《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职贡图》等作品。唐代最伟大的画家吴道子，虽然一幅画也没有流传下来，甚至连可靠的摹本也没有，但不妨碍他被后世捧上神坛——因为据说他的佛教人物画能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画出《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的著名仕女画家张萱，也通过贵族女子骄奢富丽的生活，来展示大唐的开放与昌盛。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安史之乱后，帝国开始滑坡。整个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逐渐由向外的功名追求，转到向内的精神诉求。迎合统治者的贵族人物、宗教故事题材绘画，此时走向衰落，画家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
五代时期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荆（荆浩）关（关仝）董（董源）巨（巨然）”为时人推崇的“四大家”。北宋灭南唐后，董源和巨然都到了汴京，董源作为南派山水画的代表，与师承于荆浩、关仝的李成以及稍晚的范宽，被后世合称为“北宋三大家”，影响深远，“三大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格法始备”。
李成是“北宋三大家”之首，但他在世时并不得志。在位的宋太祖赵匡胤更欣赏人物画和花鸟画，加上李成为人耿介孤高，不愿“奔走豪士之门”，故郁郁不得志。空有才华而无处施展，只能把郁闷寄托在萧瑟的画境里。他有一幅传世画作《读碑窠石图》，画的是冬日田野上，一位骑骡的老者正停驻在一座古碑前观看碑文，近处山势陂陀，生长着木叶尽脱的寒树。这幅画以枯树、石碑和老者构成荒凉冷寂的气氛，暗示了历史的慨叹与个人的境遇。
李成死时年仅49岁，在他死后80年，真正欣赏他的“贵人”——宋神宗赵顼才出生。据说赵顼的祖母、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为了让孙儿高兴，搜求了李成的多幅画作，张贴在屏风上。赵顼看到后，果然大喜，赏玩终日不忍释手。可惜李成一生落魄，无缘得知身后殊荣，但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后的山水画大师范宽、许道宁、郭熙等人皆以他为师。
范宽起初模仿李成，后来突然悟到：“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隐居终南太华山中，长期观摩写生，对景造意，终于自成一家。他的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岸，画面有一种和谐的秩序感。范宽现存最著名的作品是《溪山行旅图》，画中巨峰主宰全景，两峰相交处一条白色飞瀑如银线飞流而下。山脚下雾气升腾。画中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细看，才能看到两个渺小的人物赶着骡队经过，还有一座桥，以及半隐半现的寺庙——这些人类活动的全部痕迹，其余都是人力无法触及的自然。如此绝妙的作品，举世罕见，难怪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宋画第一”。
马麟《静听松风图》
不过，这名一度大红大紫的山水画巨匠，遭到了新继位的宋神宗儿子、宋哲宗赵煦的冷落——他的画作被从殿宇高壁上取下，沦为裱匠手中的抹布。等到宋神宗的另一个儿子、宋徽宗赵佶上位时，影响的已不仅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
宋徽宗时期：理学的艺术投影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由于宋哲宗无子，皇位继承人成为了难题。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张立宋哲宗的次弟、端王赵佶，宰相章惇曾表示反对，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结果一语成谶，按《宋史》的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这名“诸事皆能”的皇帝，最擅长绘画和书法。国事日渐不堪的同时，大宋的艺术事业却被他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宋徽宗时期，皇家画院的画师俸禄优厚，以翰林、待诏的身份享受与官员相同的待遇，并授予头衔。当时发给其他技艺人员的报酬叫“食钱”，而给书画两院的报酬叫“俸值”，从发工资的不同称呼，就能看出对画师的极大尊重。这跟唐朝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朝时，据说唐太宗有一次跟侍臣游春，被眼前景色吸引，于是叫随从的臣僚当场作诗歌咏，再命人把人物画大师阎立本召来，现场写生。阎立本当时已是主爵郎中，只能“奔走流汗，俯伏池畔”，显得十分狼狈。回去后，他训诫儿子：“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
但在宋徽宗时代当一名画师，就不会出现阎立本这样的情况。宋徽宗本人就是一名顶级画家，尤其擅长花鸟画。像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一样，他的花鸟画，也足以流传千古。无论是物象的营造，写实的技法，还是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安排，都达到了艺术的完美境界。现存的宋徽宗作品《瑞鹤图》，飞鹤布满天空，然后用一线屋檐之静来对照群鹤飞翔之动，为画面制造出故事悬念。从构图到技法，均臻于佳境。
在宋徽宗的关照下，皇家画院达到了中国古代写实主义的高峰。一次，宋徽宗看到宣和殿前面的果树结果了，突然有孔雀在树下走动，这幅图景让他龙颜大悦，便召集画院中的画家把此景画成“孔雀升墩”的屏障。所有画家都各尽其能，画出了非常华丽的画面，但宋徽宗始终不满意。众人不知为何，几日后，宋徽宗降旨说：“孔雀升墩一定是先举左脚的，而你们都画成抬右脚了。”
宋徽宗作为顶级画家，对事物观察的细致程度和敏感度远超一般人。而他拥有无上的权力，能够将他的趣味和偏好推广，从而塑造了严苛的写实主义风尚。在他统治时期，皇家画院的画家如果背离了准确性，一定会受到他的谴责。但写实并不是唯一的要求，他要的是画家们把创造力融入到对自然万物的细致描绘中，命人编纂的《宣和画谱》中，他提出“与花鸟禽畜建立关系的是人的观念和情绪”，即哪怕是一幅没有人迹的花鸟画，也要让人看到画家的心境。
放在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其实这是理学在宋徽宗时期盛行，在艺术上的投射。史载，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并在1104年正式将画学纳入科举考试。他本人常常亲自出考试题，来选拔有悟性的画家。他崇尚道家，对老庄哲学心领神会，故而在艺术领域也推崇“无”的意境，注重留白和余韵。所以，他出的考题，表面是在考察画家的画功，实际是在考察他们的古典文化修养。他曾拟定两句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题，让考生作画。在交上来的画作中，有的考生画了一只渡船，几只鸟儿栖息在船篷上；有的画鸟儿飞入船中，以此来表示船中无人。但这些都无法令宋徽宗满意，直到他看到了一幅画作：一个船夫在船尾倦睡，身旁放着一根笛子。在宋徽宗看来，这才是符合考题意境的作品。诗句中的“无人”，并不是整幅画面没有人，而是没有要渡河的人，所以船夫只好吹笛消遣，累了直接躺下睡觉。
另一道著名的考题是“竹锁桥边卖酒家”。众多考生皆着重画出酒家，再以流水、小桥、竹林、清风等进行衬托。但这些作品均未入宋徽宗法眼。被宋徽宗钦点为第一名的画作，出自一个名叫李唐的画家。李唐只画出了一泓溪水，小桥横卧，桥边是一片竹林，郁郁葱葱的翠竹中，挂着一幅迎风招展的酒帘。宋徽宗看后十分满意，认为酒家藏在竹林中，这才符合“锁”字的意境。
李唐后来进入皇家画院，成为一代名家。在宋徽宗治下，绘画天才成群结队地出现，而且每一个都被最高统治者的慧眼发现，未曾湮没。尽管有完备的考试制度，但宋徽宗从不吝啬为天才开后门——当时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就没有参加过画院考试，而是在完成《清明上河图》后，直接被录用为翰林图画院的专业画师。张择端将《清明上河图》献给了宋徽宗，徽宗由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个收藏人，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字。
跟张择端一样生平成谜的天才画家，还有王希孟。王希孟起初是画院的一名生徒，宋徽宗偶然得知此人，认为“其性可教”，于是亲自指导其作画。王希孟由此技艺精进，不出半年，便画出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此时，王年仅18岁。
《千里江山图》采用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用笔极为精细。整幅画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淼的江河湖水，景物繁多，意境壮阔，元代高僧溥光称赞这幅画“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但令人惋惜的是，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后不久就去世了，如同流星转瞬即逝。当代画家陈丹青说：“在《千里江山图》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正好十八岁。长几岁、小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他好像知道，过了几年就死了。这个少年仿佛就是为了《千里江山图》而生，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就悄然离去，留下后人对他的唏嘘留恋。”
南渡，画家笔端无法消解的乡愁
北宋覆灭，金人把宋徽宗一家当成俘虏，用牛车运往金国。一起被押送北上的，还有北宋内府珍藏的字画等文物。“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宋徽宗《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亡国九年后，宋徽宗在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病逝。
宋徽宗时期的“艺考状元”李唐，在“靖康之变”后加入到逃难队伍中。李唐从汴京出发，一度逃到太行山，在那里遇到一伙义兵的打劫。幸好其中一个叫萧照的人，认出了眼前蓬头垢面之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唐。萧照当即拜李唐为师，并随之南渡至临安（今浙江杭州）。李唐感其德，将自己所能倾囊相授。萧照因此画艺大进，后来与恩师一起成为南宋初年画坛的代表。
山河飘零，宋高宗赵构自顾不暇，更没有人会想起“吃白饭”的艺术家。年近八旬的李唐，竟落魄到要摆摊卖画为生。直到偏安的新王朝意识到艺术的不可或缺，李唐才重新被发现，加入了临时组建的南宋画院。他为宋高宗画的第一幅画是《采薇图》，画的是商朝末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伯夷、叔齐饿死前曾作《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在那个为主战或主和而撕裂对立的年代，伯夷、叔齐的故事是朝堂上士大夫的最大公约数——对主战派来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是有骨气的表现；而对主和派来说，伯夷、叔齐忠于故主，反对以暴易暴，似乎也彰显了议和路线的可行性。
一个故事，各自表述，各取所需，这是宋高宗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宋高宗临危受命登上帝位，他的位置坐得并不稳固，除了金兵的武力施压，还有来自内部的混乱——苗刘兵变，差点使他下台。北伐收复故土，无疑是新皇帝确立地位最有力的方式，但这也是最艰难的方式。宋高宗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他始终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他更愿意通过宣传祥瑞来建立权威，这可比北伐省力多了。
宋高宗授意臣子曹勋编写“瑞应”故事，标榜自己登上宝座乃“上天照鉴”，应运而兴。然后，他又命宫廷画师根据曹勋的文字分别配以图画，类似今天的书籍插图，李唐的弟子萧照于是遵命创作了《中兴瑞应图》。
萧照《中兴瑞应图》局部
萧照以山水画起家，他的山水画带有南宋艺术家普遍存在的“矛盾性”——朝廷南渡以后，临安的山水跟北方相比有很大区别，但这些画家想念北方故土，虽然画南方山水，实际上还是在画北方的风景。《山腰楼观图》便有这种明显的特性。整个画面伟峰半壁峭立，山间藏一古刹，树木葱茏，江水曲环，孤舟泊岸。画中前端山景雄浑，很明显是北方的山势，但远端的水景则是典型的南国水乡。此种画风，几乎贯穿在南渡前后两三代画家的作品中，是他们笔端无法消解的乡愁。
到了刘松年出道的时候，不想北伐的宋高宗已经退位，立志北伐的宋孝宗上位，并为被冤杀的抗金名将岳飞平反。刘松年据此画了《中兴四将图》，表彰岳飞、韩世忠等南宋初年抗金功绩最为突出的四位军事统帅。
刘松年是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师，是受李唐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山水画家。当偏居一隅的画家开始续写北宋以来的山水画传统时，他们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是：帝国江山仅剩半壁。这注定了他们无法重现北宋壮阔大气的全景式构图，而只能在画面上留下很大的空白——恰恰如此，留白的艺术在南宋达到了顶峰，使画的意境有了更绵长的余韵。
与刘松年齐名的马远和夏圭都是留白的高手。由于他们的画只占画面的一角或一半，人称“马一角”和“夏半边”。这种“边角之景”的流行，也是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主张脱落实相，参悟自然，趋向笔简意远，遗貌取神。
马远的家族自曾祖父马贲开始，就以擅长绘画闻名天下，到马远的儿子马麟，一连五代人都是宫廷画院的画家。有一段时间，马远与儿子马麟同在画院工作，为了提升儿子在画院的地位，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下儿子的名字。但后来他发现，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因为儿子凭借画功已经奠定了名望。随着蒙古人的强势崛起，南宋可能连最后的偏安都无法实现。一些文人画家自感无力，越来越向往隐士生活。他们喜欢画高士在山里听瀑布，或者枯坐着；也喜欢画渔父，守着孤舟，兀自放歌——这些都是他们逃避现实的反映。
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南宋流亡朝廷抵抗了最后的三年，于1279年彻底覆灭。兵荒马乱之际，一些儒家士大夫小心翼翼地隐居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了20多岁的赵孟頫。他在德清县的山中，一住就是十年。十年间，有数次入仕蒙元的机会，均被他巧妙辞谢。直到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赴元大都（今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礼敬。
元朝的开放和大一统，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頫的艺术视野。尽管他后来背负“贰臣”的骂名，但在艺术上，他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赵孟頫喜欢画毛竹。他画过一幅《折枝竹图》，起因是他到北方出仕，朋友写信警告他：你到北方后，不能受蒙古人影响啊。他就画了折枝竹寄给朋友。朋友一看就懂了，虽然到了北方，但这还是江南的竹子。
当赵孟頫启程去往元大都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曾经繁华的旧时代真的终结了。当绘画被注入了画家的心灵与思想，我们也知道，一个属于文人画的新时代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