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民对海洋的认知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也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中华第一舟”，便可说明这一点。古代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中国与国外尤其是亚非地区之间的往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不仅繁荣了海外贸易，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捷克下维斯特尼采出土的陶人，有人称之为“黑色维纳斯”，距今2.6万年左右。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罐，距今2万年左右，是中国最早的陶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质容器（图1）。陶器是人类第一次改变自然物质属性创造一种新物质的伟大发明，如果说制造石器标志着“人猿分野”的话，那么陶器的发明就成为人类迈进文明门坎的标志。而瓷器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不仅美化生活，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陶瓷是中华民族的符号，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他民族喜爱中国陶瓷，或与生活、财富有关，或显尊贵、荣耀……一件陶瓷摆在眼前，胜似万千语言的解读。因此，陶瓷不仅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输出商品，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华名片。
国外不少地方发现的中国古代陶瓷，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赏赐品、礼品等，属于非商品性质；另一类是输出商品，数量大、品类丰富，习称“外销瓷”或“贸易瓷”。
汉晋时期的中国陶瓷在国外不断被发现，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图2）。南北朝到唐前期的中国陶瓷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常见异国情调的器物；唐代后期中国陶瓷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窑业分布广泛，以河南和浙江最为密集。越窑、邢窑分别代表南、北方窑业技术的成就，当代学者将其概括为“南青北白”的时代特征，影响巨大。同时，陶瓷器物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三彩陶器、花釉瓷器等，面貌各异、别具风采。长沙窑的彩绘装饰引人注目，深刻影响着后世陶瓷的发展。
唐代陶瓷的对外输出，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包括前后两期：前期主要通过陆路运输，沿着传统的丝绸之路，西向中亚、西亚等地；东向经东北到朝鲜半岛、日本。后期，由于西北丝绸之路受阻，中国整体经济重心开始偏向东南，促使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外贸易的拓展。唐代后期，通过海上对外输出渐成主流，大批陶瓷器物销往东南亚、西亚、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中国的扬州、明州、广州等都是经略世界的出发地。此间，中国陶瓷在国外的流布较为广泛，日本的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博多遗址群等地，朝鲜半岛的海州龙梅岛、东南亚的沙捞越地区、西亚的伊拉克萨玛拉、伊朗的西拉夫、非洲的埃及福斯塔特等遗址均有大量中国陶瓷出土，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出水的3件唐代青花瓷器颇有影响。这些地方发现的中国陶瓷，以长沙窑数量最多（图3），习见越窑青釉瓷器、邢窑和定窑白釉瓷器、巩义窑器物等。
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发现过不少中国唐代陶瓷的仿制品。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俨然一处古代陶瓷的地下博物馆，这里出土陶瓷六七十万片，其中来自中国的陶瓷约1.2万片，还有大量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且造型、装饰都与中国陶瓷接近。至于伊朗，不仅仿制中国陶瓷，还曾仿铸瑞兽葡萄镜等中国铜镜。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受中国陶瓷的影响更直接，正仓院里的藏品不少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但日本的器物更多，它们常常同中国产品类似。
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发现过不少中国唐代陶瓷的仿制品。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俨然一处古代陶瓷的地下博物馆，这里出土陶瓷六七十万片，其中来自中国的陶瓷约1.2万片，还有大量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且造型、装饰都与中国陶瓷接近。至于伊朗，不仅仿制中国陶瓷，还曾仿铸瑞兽葡萄镜等中国铜镜。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受中国陶瓷的影响更直接，正仓院里的藏品不少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但日本的器物更多，它们常常同中国产品类似。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达，陶瓷器物的对外输出和窑业技术的交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古代文献中，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对此记述较为详尽。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对当时海外各国的概况有所记述，其中提及番商以瓷器“博易”的有占城、真腊、三佛齐等国家或地区，涉及“青瓷器”“青白瓷”“白瓷器”等品种。汪大渊曾两次出海远航，以其见闻成书，提及瓷器作为“贸易之货用”的有琉球、三岛、无枝拔、占城、丹马令、日丽、麻里噜等50多个地区，涉及的瓷器品种有“青白花”“青白”“青磁器”“青器”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对外输出瓷器资料。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各大著名窑场的陶瓷器物大批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东南沿海地区则出现了一批外向型的窑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对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贸易路线。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明州等地向北航行，到达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一是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诸国，再到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直达欧洲、美洲等地。这便是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输出路线，即“陶瓷之路”。
宋元时期，不仅国外发现中国陶瓷的地区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很大、品种丰富，规模远远超过隋唐五代时期。此外，在当时的航线上，还发现一批宋元时期的沉船遗迹，其中代表性的沉船有西沙华光礁1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连江定海沉船和韩国新安元代沉船等（图4）。
通过国外遗址以及沉船的考古发现，此间对外输出的陶瓷器物不仅有磁州窑、定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赣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各大名窑产品，还有华南沿海地区及港口附近的德化窑、南安窑、磁灶窑、西村窑等，这些窑场多仿烧名窑器物，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外向型的窑业体系。对外输出的品种以青釉和青白釉瓷器为主，也有黑釉、白地黑彩、酱釉、白釉瓷器等。元代还有青花瓷器，器物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普通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是碗、盘、碟、盒、执壶、罐、瓶等；另一类是适应海外市场的器物，如军持、小口瓶、小罐、大罐等。而元代后期的青花瓷器，特别是一些造型壮硕、装饰繁复的罐、大盘、大碗等，多见于中东伊斯兰地区。
宋元时期的中国陶瓷，一方面受外来因素影响，造型、装饰均有所体现，包括青花瓷器、华南沿海窑场的个别器类等；另一方面，宋元时期的窑业技术对国外的传播，如“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的高丽青瓷，就是朝鲜半岛在10世纪初从中国引进青釉瓷器和龙窑、M形匣钵等技术之后，成功仿烧了质量较高的瓷器。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制度与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古代航海史的创举，费信、马欢随同郑和下西洋，他们都记录了海外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在15、16世纪的伊朗细密画中，也常有明代青花瓷器的形象。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人陆续到达东亚海域，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把中国从传统的亚洲内部贸易网路纳入到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欧洲商船竞相来华贸易，陶瓷是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形式和陶瓷类别，如定烧器物、纹章瓷等。
明末清初，瓷器对外输出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不仅流布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而且更为突出的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开始大量输出到欧洲各国，乃至美国。瓷器已成为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较为详尽，瓷器在欧洲各地已经比较普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南中国海海域，发现了一批明清时期的沉船，打捞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如明代的泰国帕塔亚海域西昌岛一号、二号沉船，巴拉望岛海域“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明代沉船，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纳苏戈布湾财富岛附近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图5),1613年沉没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沉船、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印度尼西亚海域“中国帆船”号沉船；清代沉船有越南南部昆仑岛海域沉船、清代中期中国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沉船、175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号商船、1822年沉没于南海的“泰兴号”沉船等。
图8 明代龙泉窑“囯噐”铭文青瓷碗采自2015年3月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展厅
从国外一些地区及沉船中发现的明清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器物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常见。其中有一类大量输往欧洲的青花瓷器，装饰为多开光图案，以盘最为典型，这类瓷器因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装载，而称之为“克拉克瓷”。五彩瓷器以红、蓝、绿、黄等色绘制图案，色彩明快艳丽。有的白瓷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制成彩瓷，即“广彩”，图案多西洋题材。德化窑白釉瓷器的对外输出规模较大，欧洲称为“中国白”，胎质细腻，釉色白净，釉面莹润，器类有盒、碗、盘、杯、塑像等，还有不少西洋人物雕像，形态生动。
明清时期，出现了国外定烧瓷器。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多是餐具和咖啡具，样式均有详细说明，属于来样加工性质的特殊商品。还有定制带徽章的瓷器，即“纹章瓷”，种类多样，各具特色（图6）。
明清时期窑业技术的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元素，特别是定制器物，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格，堪称西洋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与中国瓷器的完美融合；二是窑业技术对外传播扩大，深刻影响朝鲜半岛，并传入了日本、欧洲各地。朝鲜半岛李朝时代（1392—1910），受到中国明清窑业技术的影响，成功烧制白釉瓷器、青花瓷器、铁锈花瓷器等品种。日本仿烧景德镇青花、五彩瓷器，称为“染付”“赤绘”，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展开市场竞争。欧洲仿烧的中国风格陶器，包括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尤为重要的是，德国的伯特格尔经过多次试验，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从此，欧洲开始了广泛的窑业生产。毋庸置疑，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直接受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窑业技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来自遥远国度的陶瓷，不仅是久远的欧洲神话，也承载了众多显赫家族的图腾。不仅使日常生活赏心悦目，也装饰了宫廷殿堂。更有菲律宾以中国陶瓷为标准器，判定史前文明的年代。还有泰国宫廷，曾经有一个“购买—来样定制—购买半成品再加工”的复杂贸易形式，可资多学科深入研究（图7）。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如“囯噐”铭文的龙泉窑器物（图8），中国被誉为CHINA，实至名归；CHINA源于中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入其中、贡献人类。
来源：《东方收藏》2023年第01期 王建保 王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