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砖能证史金石藏真趣

金石学的萌芽可以上溯至东周，兴盛于北宋，至清乾嘉之际达于鼎盛。其中，古砖收藏在金石学中属“石”的范畴，是比较小众的一个门类。北宋时就已出现古砖相关著录，如欧阳修《集古录》、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录》等。而《金石录》的“汉阳朔砖记”就有对砖铭最早的记载。

汉“永元十六年四月八日造万岁寿长宜子孙之藏兮”砖实物及拓片

古砖的收藏研究在清道咸年间渐成风气，清末民国时期到达顶峰，几趋显学，出现大量的古砖相关著述，如张燕昌《三吴古砖录》、冯登府与释达受《浙江砖录》、吕佺孙《百砖考》、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孙诒让《温州古甓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端方《陶斋藏砖记》等。艺术领域亦有所表现，书画家们汲取碑版砖瓦文字中的古恣生气，用于滋养笔墨，使书画得以重光，如张廷济行书之坚劲古媚、阮元隶书之雍穆峻朗、六舟篆书之阳刚直率及其古砖花供类绘画作品的拙朴雅逸等，这些都与砖铭的金石古意掺入不无关系。

话砖

古砖以汉晋六朝时期的为多见，主要来自砖券墓。以门类分，可归纳为纪年砖、画像砖、记事砖、吉语砖、箴言砖，如纪年砖里的“建平五年”“天玺元年”；画像砖中的蜀地“东汉酿酒画像砖”、南阳“高浮雕画像砖”；记事砖中的“嘉禾三年立高租冢墓”“太康八年七月廿八日虞氏葬嫂”；吉语砖中的“大吉羊”“万岁不败”“君宜高官”；箴言砖中的“去苦怒力相思”“人生世上无几时男儿居世努力之”等。从制作工艺分，则包括刻划砖和模印砖。刻划砖又分湿刻与干刻，湿刻最见书者之笔力风骨，如东汉时期的“公羊传砖”，文字挺劲流畅、书写性强。模印砖的文字又有正写、反写及正反写掺杂的形式：正写为大宗；反写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浙江出土的南朝“宋帝元嘉七年八月十日潘□之作葬蔡父”“元嘉廿年孙君造”砖等；正反写结合相对要少，如“太康七年岁在丙午徐□”砖中的“岁”字反写、“晋故虞府君益都县侯玄宫”砖中的“玄”字反写等。

汉“永元年号”砖

从汉代至六朝，砖铭的书体也基本包含了中国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每一类古砖都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民间书法世界，古砖铭文就如同一部中国书法的演变史。

从出产地考，四川、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地多出古砖。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土壤砂砾含量高，所出铭文砖、画像砖中含有大量的砂砾，砖质坚硬、风格苍劲、气势开张。浙江湖州、绍兴、宁波出古砖最多，湖州多山河，土壤含砂量较高，砖体胎质坚硬。绍兴与宁波则柔软许多，因土质细腻，铭文砖也较为精细，书法亦具文人气息。河南砖，胎质较粗，砖体较大。江西砖，工艺较精湛，用陶标准较高，不少出土古砖宛如新造。山川各异，每一块古砖都有其特殊的气质韵味。

张廷济藏“千石公侯寿贵”砖拓片，采自《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五卷

藏砖

收藏古砖，代不乏人，其中堪称大家的有阮元、张廷济、陆心源、陆增祥、端方、释达受、陈介祺、罗振玉、王国维、吴大澂、吴昌硕、杨岘、鲁迅等。名士学人藏研古砖、题跋著述，学承不断。

仕宦名儒阮元，因藏有汉晋古砖八块，将其书斋命名为“八砖吟馆”；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藏有汉晋铭砖八种，书斋取名“八砖精舍”，并著有《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单立卷章（第五卷）收录砖铭；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著《千甓亭古砖图释》，收录千甓，藏砖之富，无出其右者。他们每获一块古砖，便拓印、著录、赏玩、刻铭，对古砖的前世今生进行全方位的细细赏鉴与解读。可见，这些看似粗鄙的古砖，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眼中是多么的珍贵。

吴昌硕刻“千石公侯寿贵”印，采自《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

吴昌硕尤爱古砖，寓居苏州期间，赁居同乡杨岘家。两人同好古砖，但绌于财资，不能多得，得则琢为砚，且镌铭焉，异常珍惜。他将古砖的金石意味融入书画之中，利用古砖、砖砚拓本进行博古画的创作，古意盎然。篆刻则以汉晋砖铭为取法对象，将砖铭的章法、字法、刀法融入其中，使得他的篆刻风格多样。他还将古砖铭文斑驳残缺的古意也吸收到印面中，增加了印章朴拙斑驳的苍劲之美。

吴昌硕《砖鼎四屏》

鲁迅先生亦是“砖痴”，他在绍兴工作时期就对古砖产生兴趣，赴京工作后又陆续搜集，因资金所限，十多年时间里只收集到二十余块古砖。众所周知，鲁迅的收入在当时已算不菲，亦不能多得，其因无他，砖难寻、稀为贵。1924年9月10日，鲁迅从友人齐寿山处购得“君子馆砖”，颇为喜爱，得砖当日亲自制作拓片，分赠好友，并将砖置于会客室几案，供友朋共赏。同年9月21日夜，还撰写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以纪念这段难忘的藏砖经历。

寻砖

相较于古人的藏砖经历，今人无疑要幸运得多。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建设开发，众多古墓被发掘，沉睡千年的古砖得以重见天日。网络发达、交通便利，现代“砖痴”们购藏古砖的渠道多样化，“千甓藏家”“万砖大户”已不稀奇。相比之下，古人的砖缘确实少得可怜，虽墓中藏量巨大，但市面上流通极少，偶有现于干涸溪滩或民间猪舍茅棚，好古之士便争相收入，视若拱璧。字口稍佳者，一砖便值数两银子，砖中翘楚如永和九年砖、凤凰三年砖、蜀师砖，即便百两银子也一砖难求。稀物为贵，古人何不掘而取之？

国人素有所忌，墓砖视作不吉之物，偶有发掘，唯恐弃之不快，掘墓自是忌讳。虽有唯利而为之者，但多取墓中金银珠宝，对粗陋墓砖则是不加青眼。无论何种目的，发冢掘墓，为人所不齿。《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中有载：“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在封建社会，历代律文均有对发冢罪的规定，触必重刑。

对墓葬的重视亦是封建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慎终追远”“视死如生”的文化观念，背后暗含着深刻的社会礼法与秩序。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导与统治地位，其核心便是忠与孝，统治者提倡重视和保护坟墓就是对孝道的最好诠释，人人坚守孝道，家族稳定，才能对国尽忠。

发冢既违礼法，又触及律法底线，不可为也。文人爱砖，取之有道。古砖难寻，更显其珍。

溯砖

在以刻碑立碣为主流的古代，墓文砖志的出现与盛行，有其偶然性，亦有其历史必然性。

曹操《蒿里行》载：“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汉末战乱饥荒、民不聊生，却流行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可谓倒行逆施，无疑会对社稷安定、政权巩固造成不良影响。建安十年（205），曹操颁布禁碑令：“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列。”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又重申碑禁：“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两次禁碑虽有一定成效，但时人对墓主歌功颂德、刻碑立碣的需求不减，由此催生墓文砖制造业，并掀起墓文砖志的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墓文砖虽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东汉某一时期也有大量出现，如“永元十年七月作此椁万岁相传不知亡”“永初六年五月壬寅廿四日乙酉作此甓法”“永宁二年七月十日造”砖等。是否在建安十年之前朝廷就已经开始禁碑？据《汉书·文帝纪》记载，霸陵随葬品“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文帝在后元七年（前157）已倡导“厚养薄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行薄葬的皇帝。东汉时期也有多次朝廷下诏薄葬的记录：建武七年（31），光武帝刘秀下诏倡导薄葬；永平十二年（69），汉明帝刘庄下诏要求丧礼从俭；永元十一年（99），汉和帝刘肇下诏不得厚死伤生；永初元年（107），汉安帝刘祜下诏禁止殚财厚葬。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朝廷已对世族平民的丧葬进行规范，墓文砖的出现与当时朝廷多次下诏倡行薄葬应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