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饮食文化发达的民族，每每提及海城，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偌大的“馅饼”二字。诚然，海城馅饼驰名中外，但这样讲总觉得海城除了馅饼再没有其他可以值得关注的东西似的。
我们还忘了，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过每每提及海城，很少有人能将秧歌与这座辽南名城联系起来。
秧歌，作为已有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代表，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行。关于秧歌的起源，民间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古代中国农民在从事插秧、拔秧等农事劳动过程中，为减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之苦，借唱歌曲的形式舒缓心情，渐渐就形成了秧歌。二是起源于抗洪斗争。古代黄河岸边的百姓为了生存，奋力抗洪，在取得胜利后，大家高兴地拿起抗洪的工具当道具，唱起来，跳起来，抒发喜悦的心情。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有了舞蹈动作和舞蹈组合，逐渐就形成了秧歌。三是根据《延安府志》“春闹社，俗名秧歌”这一记载，可见秧歌可能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
海城秧歌的来历似乎与众不同。据《海城县志》记载正月：“由十四迄十六，商家皆张灯火，奏管弦，街市间办演杂剧，如龙灯、高跷、狮子、旱船等，沿街跳舞，俗谓唱秧歌，即古乡人傩之义。”由此可见，海城秧歌是古时腊月驱除疫鬼仪式的留存。
在中国，秧歌因地域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秧歌舞，即不需要踩高跷表演的；二是高跷秧歌，以海城秧歌为代表。
海城高跷秧歌属大鼓高跷，是辽南高跷的一支，自清康熙十二年（1820年）发展至今历经三百多年，至20世纪30年代张作霖父子主政东北时臻于极盛，最终形成了集舞蹈、杂技、音乐、小戏于一体的带有地方特色的娱乐形式，是海城文化遗产乃至辽海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
海城秧歌以“扭、浪、逗”为基本表现手段。其中“扭”是海城秧歌高跷动律的基本步法，“浪”是海城秧歌艺术的审美评价标准，“逗”则是海城秧歌艺术表演者情绪的表达方式，三者相辅相成，要求扭中有浪，浪中显逗，唯有这三种表现手段有机结合的秧歌才能称得上是原汁原味的海城秧歌。
海城秧歌并不是一群人抹着腮红穿得“红男绿女”在广场上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那般简单，而是有着固定的表演程式。
首先是叫鼓亮相。作为大鼓高跷的一支，海城秧歌表演一定会有鼓乐的伴奏。常言道“一听锣鼓响，浑身就发痒。打个小翻身，踩着鼓点晃”，高跷艺人在锣鼓声中根据情节或情绪的需要，以某种形式出场，此谓之叫鼓亮相，而鼓相因所表现的情节内容、人物情感以及艺人的自身特点又有所不同，既有单指、回望、展翅、搭肩、扣腰这类的大亮相，也有切身、冷神、躲闪、挑逗这种的小造型，还有在情绪转换时的各种小亮相。因为艺人们常常要随着锣鼓点做出各种表演动作，所以他们都练就了一身在高跷上随心所欲地走、跑、站、转、摆、扭、停等过硬本领。
其次是过街楼，又名街趟子、浪街浪，即秧歌队在街头行进的表演形式。过街楼按照街道的走向分男左女右两排进行，以头跷、二跷打头，大鼓在前，钹板在后，再根据梆子娃娃、句句双等不同曲牌的喇叭调做出翻身、夹篱、缠头等各种欢快的动作，由于过街楼板子较快，所以一时间只见扇子、手绢、袖头上下翻飞，配上高奏的唢呐和紧锣密鼓，别有一番火爆又不失喜庆情趣。
紧接着便是架大象，又叫骑象、上象和拉大象。“象”取自“太平吉祥”的“祥”字谐音，寓意万象更新。“大象”起身一般由6人组成，5人上跷：头二跷并排而立，挽臂叉腰；其后两下装并排站立，姿势同头二跷；随即渔翁起空，双手按头二跷肩部，双膝跪于两下装肩头。而渔翁背上还要骑着一个不上跷的上装，其余人再根据男左女右的顺序分立两侧。有时候为了表演更加热烈，演员们还会为大象加上象耳朵（在头跷、二跷两侧分别加上两个下装，两个下装中间肩头再坐上一个上装）。此外，“童子拜观音”也是架大象的传统节目，即在大象前扮个童子像，两人分列前后，以手架起童子，童子随后面人的指挥举手呈拜佛状。每逢庙会、香火、年节庆贺之际，架大象这一表演总是少不了的，一来显示气魄宏大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传递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架大象之后，就是跑大场。头跷首先下场，挥动鞭子指挥全场，而且每种鞭挂都有其暗记。待到上跷入场后，秧歌队伍便开始随着头跷的指挥进行队形的变化。其中，演员们每到抬鼓的位置时，都要翻身亮相，这叫做向鼓道叫鼓。而抬鼓在广场上的位置就是鼓道。大场的场记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龙摆尾、卷白菜心、二龙吐须、十字梅、三环奔月等。但大场其实并没有什么主题，其作用只是通过队形的不断变化为小场表演打开场面、烘托氛围。
小场是海城秧歌表演的重要部分。大场结束后，先是压底鼓上、下装逗场，然后是头跷、老生表演备马和骑马走鞭挂等动作。小场的内容纷繁多样，不但有表演男女爱情的清场，而且有分6人场和3人场的蝴蝶场，也有互相寻觅的丢场，还有表现情侣纠葛的气场、献技的武场以及男女互逗的逗场等，结构形式多种多样、相得益彰。早期的海城秧歌高跷动作较为简单，只有闪相、切身等；等到喇叭戏进入高跷后，海城秧歌还吸取了传统戏曲的许多元素，这一借鉴大大增加了秧歌本身的表演魅力和对民众的吸引力。
进入20世纪70年代，海城秧歌与时俱进，增加了现代扮相，并引入了《喜送公粮》《参军光荣》等颇富时代气息的新戏。改革开放以后，海城秧歌继续沿袭《双备马》《打渔杀家》等传统曲目，并且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艺人纷纷谢世，新一辈艺人青黄不接，演员又多是靠兴趣参与，加之大量商业化的演出导致海城秧歌的原生态形式渐渐淡化，海城高跷秧歌一度濒临失传的境地。所幸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2006年5月20日，海城高跷秧歌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形式重新焕发了生机。
海城高跷秧歌作为一门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民间表演艺术，以其粗犷、豪放、火辣、热烈的艺术特色闻名全国。它不仅是东北地域特色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瑰宝，其传承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来源：《侨园》2017年07期 冯岩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