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是如何与菊花结缘的

重阳节自古以来有三大习俗:登高、赏菊以及插茱萸。北宋文豪苏东坡曾有诗云:“菊花开时即重阳。”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菊花与重阳节绑定在了一起?

菊花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我国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菊花的功用发展出了自己的认识。比如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到食用菊花(“夕餐秋菊之落英”)。

魏晋:菊花象征着长寿

历史悠久的菊花与重阳节结合,首要条件就是菊花的花期。九月寒秋将至,百花凋谢,唯有菊花在此时盛放,因此九月很早就有“菊月”之称。也就是说,如果古人在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后要赏花,菊花几乎成为唯一的选项。

而菊花在九月百花凋零之下的这种盛放,让古人对菊花衍生出了更多的想法。时三国曹魏皇帝曹丕曾经给钟繇写信,其中就提到:菊花在九月独荣,如果不是内含乾坤之纯和、芬芳之淑气,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菊花可以滋补、养气、疗疾、延寿。西晋文学家潘岳曾经在《秋菊赋》中写道:“(菊花)既延期以永寿,亦蠲疾而弭疴。”那时候,就连曹丕都要送给钟繇一束菊花,“以助彭祖之术”。传说中的彭祖寿至800岁,是我国古代的长寿象征。

由于重阳节的成型期正是在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菊花的花期正好契合重阳节,这就让重阳节赏菊具备了天时。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修仙求长生的风气非常浓厚,而菊花素来被视为养生延寿的有益道具,这种修仙求长生的风气,最终让这一时期的菊花大放异彩,被文人雅士普遍追捧,这就构成了人们在重阳节赏菊活动的人和。曹魏时期的钟会在《菊花赋》里总结说:“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唐代:菊花象征着品行高洁

重阳节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定型,最终在唐代开始发扬光大。而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时普遍的追慕求仙之风,因为世家门阀的衰落以及求仙本身的不可得,而逐步退出了流行时尚。当然,虽然菊花不再是成仙道具,但是其延寿的说法和讲究保留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菊花却并没有退出重阳节序列,反而更加发扬光大。

这要感谢魏晋南北朝时的一位著名文人陶渊明,正是他昔日酷爱菊花,塑造出的“采菊东篱下”的隐士之风,让唐代以后追慕陶渊明的文人们,进而由人而推及菊花。正如后世北宋周敦颐总结的那样:“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正是从陶渊明开始,菊花在以往的延年益寿、品质高洁之外,又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意蕴,这就是隐士的标志。而陶渊明身为文人自我实现的一代宗师,其标榜的隐逸之风,被后世文人前赴后继效仿。《全唐诗》里有七十多位诗人继续歌咏“陶菊”,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在唐代,对陶渊明和菊花的追捧,几乎发展到了有唐人咏菊处,必有陶渊明出没的程度。这种对陶渊明的崇尚,也作为一种强力推进剂,体现在了重阳节的节日民俗之中。唐朝诗人王勃在《九日》中说:“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连诗仙李白都要在重阳节登高时歌咏“渊明归去来”“笑酌黄花菊”。

这种文人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皇室。唐中宗李显曾做《九日登高诗序》中曾有“渊明抱菊”之语。在菊花从重阳节成仙道具的角色中淡出的同时,在重阳节思慕先贤、追求精神解放的领域,菊花在唐代又取得了新进展,与重阳节的结合更加紧密了。

宋代:赏菊流行代表着经济发展

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活动愈加活跃。正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浪潮之上,菊花实现了第三度与重阳节的结合,也就是从传统的士人、贵族阶层的赏菊活动,走向了更广泛的市民阶层。

在唐朝末年,重阳赏菊就有从上层向下层普及的趋势。到了宋代,这种普及更是扩大开来。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九月重阳,汴京赏菊有多种,有黄白色蕊的“万龄菊”,粉红色的“桃花菊”,此外还有“木香菊”“金铃菊”等等,当时宫中皇家和富贵人家都要赏菊,而一般的平民之家,也要买上一两株玩赏。

有学者认为,从宋代开始,唐代曾经盛行一时的重阳节插茱萸辟邪活动,开始消退,而赏菊、玩菊之风则继续延续,甚至更胜从前。这种重阳节内部习俗的地位转换,实际上代表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促使宋代以后的人们更青睐于菊花和其代表的“风骨”“延寿”两大现实意义,这两者正是针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的期许与展望。说白了就是生活比以前好了,对菊花的追慕会更进一步,祈福与消灾,人们会更倾向于前者。

来源:《新天地》2018年10期  李强

相关文章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