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奉何人进画图——慈禧的绘画及代笔人

1『慈禧款』的绘画

图1 佚名《慈禧朝服像》(局部),清代,藏地不详

慈禧(图1,1835—1908),满族镶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咸丰二年(1852)入宫被封为贵人;咸丰十年(1860)七月,咸丰帝驾崩后,其子载淳登极,称同治帝,她被尊为皇太后。她曾于同治、光绪两朝“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慈禧除善弄权术、热衷政治外,于生活中喜爱书画,尤其爱以“自己所作的”绘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笼络人心。实际上,凡钤慈禧专用的印章“慈禧皇太后之宝”,或书“御笔”的作品,称之为“慈禧款”的绘画更准确一些,它们多是由慈禧的代笔人所作。

落“慈禧款”的绘画作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最多。它们的创作时间集中于1889年至1908年,这也是晚清社会内忧外患、政治危机四起的时期。因此,这一“集中”现象的产生,表面上是慈禧个人对书画创作的偏爱所致,实质上是皇权内部斗争的一个侧面反映。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当朝廷内外一致要求年已19岁的光绪帝亲自执掌朝政时,慈禧不得不宣布归政。但是,她规定今后朝廷大政仍要向她“必请命乃行”。事实上,她无论大事小事均处处干预。由此导致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纷争激烈,进而引发了朝廷内外的不安定以及众人对她退位不归政的不满。慈禧为了缓解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掩人耳目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于光绪十九年(1893)下懿旨,“命江苏、浙江织造择保命妇之善绘事者送京供奉”,表明她要淡出朝政,研习绘画来修身养性。

“慈禧款”的画作多带有喜庆寓意,绘者以此希望能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吉祥好运。如在花卉画方面,常绘的题材有比喻至尊富贵的牡丹,比喻君子风范的梅、兰、竹、菊等。禽兽画方面,常绘的有代表延寿之意的鹤、与“福”谐音的蝙蝠,以及与“禄”谐音的梅花鹿等。

在落“慈禧款”的画作中,一部分是由慈禧亲自绘制的,一部分是由宫掖画家或宫廷如意馆画家为其代笔创作的。后者主要用来作为颁赐品,赏给皇亲国戚或者王公大臣,以示恩宠。因此,在“慈禧款”的藏画中,流存着同一题材多幅表现的现象。粗略统计,仅慈禧款的《牡丹图》就不下百件,它们的构图、用笔以及设色皆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这些作品的题款、钤印有一定的格式。以立轴为例,画心上半部的正中钤“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方印;上半部的左侧或右侧的空白处题御制款,款字为欧阳询的行楷体,笔法清劲秀越,字形结构紧密、严整;款文简单,一般格式为“光绪……(注明干支、月或季节等)御笔”,下钤“澄心正性”“大雅斋”“乐在人和”“永寿乐帐”等慈禧闲章。画幅的下半部空白处多为宫内大臣以馆阁体题七律诗一首。题诗者主要有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曹鸿勋、陆润庠、徐郙,榜眼吴士监,探花郑沅,进士袁励准、张百熙等人。他们落款仅落名款不落年款,名款前有的用小楷标“臣”字,有的则无,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诗文多是颂扬之词,或赞所绘题材,或赞国泰民安,很少对绘画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作任何评价。或许,臣僚们深知画作真正的作者不过是些地位低微的画士而已。

这些落慈禧款的作品,在表现技法上,以恽寿平的没骨技法为主。所谓“没骨”就是不以墨线勾勒轮廓,直接用笔蘸颜色在纸绢上敷染成画,它既形似又不刻板,具有潇洒秀逸的文人画韵致和生动传神的审美意趣。在构图上,追求简单直观的表达方式,所绘物象占据画幅的正中心,左右无繁琐的衬景烘托,前后无远、中、近景的互映,因此,主体醒目突出,主题明确了然。在物象的表现上,亦采用删繁就简的艺术手法,择取最有表现力的部分加以刻画,往往是一树二枝花,或二折枝花相互交错,松、竹伴鹤,蝙蝠恋花等。简约的构图和造型与以清新淡雅为主色调的恽氏画风相得益彰,从而达到整体和谐、风格统一的视觉效果。

落慈禧款的作品,其艺术水平明显有高低之分。其低水平的画作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指画凤凰图》轴(图2)、《松鹤图》轴(图3)、《朱笔竹鹤图》轴、《猴图》轴等。其中《指画凤凰图》款:“光绪戊子陬月下浣指画”,钤二方朱文印“慈禧皇太后之宝”“法天文道”,又钤二方白文印“澄心正性”和“承明受光”。画幅右侧有臣字款全忠题诗一首。指画即以手指代笔,在表现上与用笔创作相比,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作者具备深厚的艺术功底,通过心手相应、灵活多变的指法,作品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清代以指画著称的高其佩,以指蘸墨绘《钟馗图》,将钟馗疾恶如仇的内心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作品颇具感染力和震撼力。而《指画凤凰图》呈现出的画技,与高其佩灵活、娴熟的技巧以及形神兼备地表达物象的功力相比,显然差之甚远。指法不熟练暂且不论,单看桂树下侧身而立的凤凰,就造型不准,以致根本不能体现出鸟中之王凤凰的气概与神韵。而凤凰羽毛的表现,墨气不连贯,墨的深浅、润枯转换不自然,线条缺乏表现力度。桂树的表现除具备上述技法的缺点外,对长有叶子的枝杈、叶片的筋脉也交待得不够明确,缺乏表现力。

尽管如此,慈禧对于这幅《指画凤凰图》还是相当珍视的,她懿令造办处下属匣裱作的苏州裱工,将此画装裱成轴,以便于保存和展示。

图2慈禧款《指画凤凰图》,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 慈禧款《松鹤图》(局部),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慈禧款”的高水平画作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盆菊图》(图4)、《富贵牡丹图》轴(图5)、《牡丹图》轴(图6)、《松鹤图》轴、《松木灵芝图》轴、《竹灵芝蝠图》轴、《梅花图》轴、《芍药图》轴等等。其中《富贵牡丹图》轴款:“光绪壬寅仲秋下浣御笔。”钤“慈禧皇太后之宝”“澄心正性”“镜荣烛和”等玺印。该图以不见笔痕的没骨法,直接着色晕染高低相交的折枝牡丹。作者巧妙地通过颜色深浅的不同,表现出叶片的翻转、正背状态,并力图通过叶片形态、色泽的变化,暗示出画面无形的风的动感。牡丹花高俯低仰,相互呼应,虽花瓣繁杂,但经作者精细点染,给人繁而不乱、百媚俱生的美感。北京故宫博物院类似此图具有较高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占慈禧款画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面对艺术水平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类绘画作品,目前研究者的共识是:水平高者,是他人为慈禧代笔所作;水平低者,是慈禧的亲笔作。其中种种缘由,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好大喜功、时刻注意树立自我形象的慈禧,断然不会让比她画技差的人为她代笔。事实证明,慈禧是画史上让人代笔最多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最大的沽名钓誉者。

图4 慈禧款《盆菊图》,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5 慈禧款《富贵牡丹图》,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慈禧款《牡丹图》,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7 缪嘉惠《牡丹图》,清代,藏地不详

2慈禧的代笔人

为慈禧代笔作画的人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在慈禧身边的宫掖画家,她们不仅为慈禧代笔,还教慈禧画画,如缪嘉惠、王韶、阮玉芬;一类是在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专事绘画的男性画师,如管劬安、马文麟、梁世恩、于桢培、李培雨、盖竹桥、屈兆麟等人。宫掖画家中,以缪嘉惠(图7,1841—1918,字素筠。云南昆明人)影响最大。她自幼博学好问,研习笔墨,工于翎毛花卉画,宗恽寿平的没骨法,取象求真,着色艳丽而不失秀雅,饶有韵致。此外,她还通书史,善篆隶,能书写端整秀丽的蝇头小楷。据记载,她嫁陈某为妻,后随夫至四川,闲暇之时以写字作画赠予亲朋或售于场肆,补贴家用,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闺阁画家。陈某在四川病故后,缪嘉惠一时携幼子举步维艰。光绪中叶,当慈禧太后传召保命妇中之善书画者入宫供奉的懿旨后,她被四川(一说是江苏)督抚选送进京。

缪嘉惠入宫后,很快以性格豁达、通晓文墨、谈吐有致和画作频频称旨而被慈禧器重。她常日在慈宁宫或大雅斋陪伴慈禧画画、聊天等,其职责已越过了画师的范畴,一时有“馆名如意集群英,谁似丹邱鉴赏精?唯有滇南叫清客,慈宁日召缪先生”的赞誉。1900年,当慈禧与光绪帝迫于八国联军的入侵,西避陕西长安时,慈禧亦让缪嘉惠随驾而行,吴士鉴《清宫词》有“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清于。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之句,记慈禧当年在陕西行宫仍是“频唤先生入”,召缪嘉惠并赐她坐地上,闲论古今。慈禧对缪嘉惠极为优待,命宫人称她为“缪先生”“缪姑太”“缪老太”等。此外,还免其跪拜之礼并且赏三品服色,月俸二百金,当时,如意馆的首领沈振麟亦不过“每月由造办处现食九两,银库添行二两钱粮,共食十一两钱粮”而已,一时有“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荃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之说。

慈禧死后,缪嘉惠仍留在宫中侍奉隆裕太后。不久,她便出宫闲居,近代裘毓麟《清代轶闻》记她曾“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以谋利。她出宫后也曾传授画艺,“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就曾拜她为师学过画。民国七年(1918),缪嘉惠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于缪嘉惠前后进入宫中供奉的女画家王韶、阮玉芬在宫中活动的时间都不如缪嘉惠长,因此,有关她们供奉情况的记载很少,而署有她们款名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中略知,王韶(生卒年不详),字矞云,号冬青女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同知隶女,驻防知府富乐贺(崇轩)妻。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擅绘山水,工雅绝伦;写意花卉宗法恽寿平,气韵生动。她是被浙江织造保送入宫的,其画颇受慈禧赏识。可惜她不善察言观色,因欠逢迎而在宫中不得志,无奈请长假离宫还乡。史料记载,她最后因家境败落,服毒自杀。

阮玉芬(生卒年不详),字苹香,江苏仪征人。太傅阮元的后裔,可谓大家闺秀,适马氏为妻。工画花卉翎毛,出手不凡,妙于点染,气韵生动。她以画作应对称旨而深得慈禧厚遇,赐名“玉芬”,一时所得待遇不亚于缪嘉惠。她后因年老体弱,上书请求归返故里,在杭州西湖边安度晚年。

如意馆画家中,以屈兆麟(图8)的影响最大。屈兆麟的孙子屈祖明在所撰《晚清如意馆画家屈兆麟》一文中,记:“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字仁甫,北京人,是我祖父。他生于同治五年(1866),民国二十六年(1937)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屈兆麟少年时拜清廷画师张乐斋为师,学习工笔画,因刻苦学习,青年时绘画技艺已颇具功底。光绪十年(1884)他十八岁时,经张乐斋向内务府推荐,进清宫造办处如意馆承差,做画工,后来升至如意馆首领(司匠长)……屈兆麟在如意馆承差时还有他自己的独特差使,一是仿郎世宁的画,二是为慈禧太后‘代笔’。……在慈禧太后赐与他人的画中,带有松、鹤、灵芝内容的大部分是由屈兆麟‘代笔’的。”

无论是男性画家屈兆麟,还是以缪嘉惠为首的宫掖画家,为慈禧代笔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艺术的自由发展,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失去了自我,只能处处追寻慈禧的审美观,在条条框框、种种外部因素的制约中,进行被动式的创作。无奈慈禧是位欠缺文学艺术修养的执政者,她无法与有儒雅之风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媲美,更无法与政绩腐败而艺术造诣精深的宋徽宗赵佶相比。正是因为慈禧的艺术鉴赏力、表现力低劣,她训政期间宫廷绘画以平庸著称,既没有培养出有创造力的画家,又没有创作出对当时及未来画坛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晚清的宫廷绘画在来自民间、艺术上生机勃发的“海派”绘画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苍白无力。

图8 屈兆麟《寿山福海图》,清代,藏地不详

来源:《艺术收藏与鉴赏》2020年第03期    ​李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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