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形莫善于画
图像的史学价值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上古传说中“河出图”的记载，代表了人们对于图像起源和功能的认知。图像的产生，使人们得以认识自然宇宙的形象。因此，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更进一步，张彦远认为在“传既往之踪”的道路上，“图画之制”兼具了文字的功能。因此，在张彦远的观念中，图像在记录往昔的事件、人物、风俗等方面比文字更有效。宋代郑樵大体接受了张彦远的观点，考证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认为“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虽然《通志》一书并没有收录图像，但比前贤欧阳修认为图像可以“与史传正其阙谬者”（欧阳修《集古录目序》）的观念，郑樵强调了图像的重要性，提高了图像的地位，给予了其更为重要的史学价值。由此可见，在北宋晚期士大夫的知识观念中，图像具有恢复、记录历史的功能，图像与文字同等重要。
北宋晚期的士大夫认识到了图像的史学价值，继承了图像的这一古老传统，并发扬光大。虽然没有留下相应的图谱，但宋代绘画秉承了5世纪学者颜延之“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的观念，把绘画作为再现自然、记录历史的载体。再现自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和技巧的实践，从郭熙的“三远”理论到韩拙的“三远”扩展，从白描的传承到皴法的成熟，合力促使北宋晚期的绘画在物象造型和空间处理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已经可以更加高效地记录往昔事件、历史人物、风俗习惯，等等。如熙宁七年（1074）三月，郑侠以《流民图》进谏于神宗，使其见到王安石新法下百姓生活之困苦。神宗见图后甚为震惊，以至于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诏罢除新法中与民争利的部分。《流民图》忠实、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民间疾苦，给予神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流民图》现已无存，除了相关的文献记载，图中所绘内容与形式我们无从得见。这一遗憾或可在北宋晚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得以弥补。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记录北宋晚期都城汴京市民生活情形的杰作，为我们探究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绝佳的视觉资源。《清明上河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厘米。作品以长卷形式，再现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繁华热闹的景象。全卷画面内容丰富生动，描绘了各类人物550多个，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20多辆，大小船只20多艘。画中所描绘的城郭、官寺、酒楼、店铺、桥梁、舟船、车轿，各色人物、大小牲畜，甚至是摊位上陈设的商品、招牌上的广告等，都形态逼真。《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12世纪汴京市民的衣食住行，反映了当时中国城市的生活面貌。
衣：贵贱有级，服位有等
舆服之制取法于天地、肇制于圣人，可以别尊卑、定上下，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宋朝结束了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颁布了新的舆服制度。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北宋晚期与服饰相关的商行众多，有衣行、帽行、鞋行、穿珠行、接绦行、领抹行、纽扣行、染梳行、洗衣行等；服饰制度分明，按天子、太子、后妃、命妇、诸臣、士庶等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服饰形制。《清明上河图》中有绅士、官宦、商贩、农民、仆役、贩夫、走卒、脚夫、匠人、医生、卜师、妇孺、行脚僧人、道士、乞丐等各类人物，其衣服形制有长袍、短褐、公服、常服、凉衫等，还有代表不同身份的幞头、席帽、斗笠等，充分表现了宋代市民服饰的丰富。
《清明上河图》中的官员形象不多。在卷尾处，画面上“赵太丞家”门前有一位骑马官员，前后左右有9名随从，可见此人的官阶较高。此人头戴席帽，身穿曲领褙子，符合宋代公服中“曲领大袖”的要求。这里的席帽可谓是宋代官员的标配之一。据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从宋代淳化年始，一律要求公卿皆戴席帽。在许道宁《秋江渔艇图》中出现的行旅官员形象，也戴了相同的席帽。相同服饰装扮的官员形象，也出现在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屈鼎的《夏山图》中。宋代官员来往于中央和地方任职，因此行旅在其官宦生涯中十分常见。行旅山水表现的主题之一即是记录这些行旅生活的片段。《清明上河图》中这位骑马官员带领的9位随从各司其职，没有鼓乐、旌旗开道，因此可以推测，他大概是将赴地方任职。对于宋代官员而言，相比于留在京城，外放任职确实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赵太丞家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宋代官员除了赴任行旅外，在访友、游历时还会经常带着书童、仆人等数名服务人员。这些官员、童仆的服装因身份不同而样式各异，宋人笔记中有大量的相关文字记载，宋代绘画中亦留下了许多视觉资料。《清明上河图》中有十多种这类出游组合，所带童仆最多是9人，最少是2人。其中主人的服装标准配备的有幞头、帷帽、斗笠、袍、襕衫、褙子、带、配饰等。这些装束，在李公麟的《莲社图》、赵令穰的《柳亭行旅图》、赵佶的《听琴图》、马和之的《诗经图》系列、马远的《山径春行图》、刘松年的《西园雅集图》中都有出现，充分体现了宋代士人的服饰特色。
另外，在《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上，还有两位行色匆忙的骑马官员，他们服饰符合《宋史·舆服志》中“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的记载。其中幞头的形制，不仅切合《宋史·舆服志》的要求，而且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也完全吻合。在《清明上河图》中其他官员的服饰中，服饰形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城门左侧三开间的街面房中的税官。税官居中坐于案前，身着官袍，正在查看账目，旁边有皂吏协助。从税务官吏的忙碌程度，可知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制定士庶之间的车服之制，规定了庶人的服装形式、颜色、配饰等。到了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提举淮南东路学事丁瓘针对当时庶民衣服“尚多僭侈，未合古制”的混乱现象，提出“严立法度”。丁瓘的言论，一方面反映了北宋晚期市民经济的高度发达，唯有如此，商人、富户，甚至是娼优等民庶之人，才能有条件乘轿出行、服带犀玉、涂饰金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宋晚期市民阶层衣着的丰富。不仅士庶有别，庶民之间也因不同的职业和身份，在衣着上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述了不同市民阶层的服装特点，《清明上河图》中亦描绘了众多的市民形象。
《清明上河图》中的车夫、轿夫、纤夫、挑夫、船工、驾车人等劳力者，基本上是头裹巾子，上身穿交领或对襟短衣、束腰带，下身穿小口裤或短裤，其材质多是粗布或麻布。这一类形象在宋代绘画中十分常见，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马远的《踏歌图》、刘履中的《田畯醉归图》等。《清明上河图》中还有许多手艺人，如修车人、理发工、看相人、医生、说书人、货郎等，他们的衣着相对来说体面一些，与官僚的仆人、随从的装扮相似，着幞头、交领长袍等，如《燕翼诒谋录》中所记“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
《清明上河图》中的妇孺形象不多，图中末段“赵太丞家”敞厅有妇孺四人，其中两名较为年轻的妇女服饰样式相同，都是上身穿短褙子，长袖、直领对襟，衣裾及腰，腰间扎有绸带。这种装束也体现在图中“孙羊店正店”半探身的妇女中。这种服饰是宋代典型的女装，上至皇后，下至女婢皆穿，《宋史·舆服志》中专门规定了其形制。这种样式的服装在宋代绘画中十分常见，马和之的《女孝经图》、李嵩的《骷髅幻戏图》、陈清波的《瑶台步月图》、牟益的《捣衣图》中皆有许多妇女着此装束。图中首段城外有一骑驴老妇人，装束相似，头戴包髻（即用绢、帛把发髻包裹起来），如同王居正《纺车图》中左侧的老妇人一般。至于图中的儿童装束，与苏汉臣《秋庭戏婴图》中的两个锦衣孩童相似，体现了都市孩童的日常生活。
《清明上河图》中还出现了僧人和道士的形象。图中末段描绘一行脚僧人，背篓中存放着经卷，身后有带弯柄的锡杖，其左手所执麈尾悬垂于肩，右手握有一卷佛经。这位行脚僧身穿禅衣，脚穿芒鞋，与北宋佚名的《僧人与伴虎》、李唐的《虎溪三笑图》中行脚僧人的衣着相似。图中还有3处僧人形象，分别是寺院门前的僧人、“久住王员外家”门前街道上与两位儒生交谈的僧人、“斤六十足肉铺”前听说书的僧人，都身穿打了补丁的僧袍。至于画中道士的形象，最显著的是道服，其特点是宽大飘逸，见于《石林燕语》中：“绦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的记载。宋代文人亦喜穿道服，范仲淹曾留下书法作品《道服赞》。
纺车图卷（局部）北宋王居正
宋代在形制、配饰、颜色、材质等方面对服装作了严格的规定。《清明上河图》中虽然有550多人，但是通过服饰，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人物的阶级属性、职业属性等。图中有一家名叫“王家罗明匹帛铺”的绸缎店铺，其顾客主要是官员阶层。绸缎是官员阶层的服装用料，庶民使用是违制的，即使是富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身穿绸缎锦帛也是僭越行为。虽然士庶有别，但是服饰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要素，都体现了日常生活的状态，《清明上河图》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形象。
食：人间烟火，五味俱全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会仙酒楼”条中记载：“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菜蔬，无非精洁。若别要下酒，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楼，从餐具到食品都十分讲究。单就食品而言，包括主食、水产、肉类、蔬菜、果品、饮品等。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发现大小酒店十余处，其中最为豪华的当属“孙羊店正店”。
正店是与脚店相对应的，主要是指酒店的规格。《东京梦华录·酒店》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说明正店是高级酒店，脚店是普通酒店。宋代的酒店主营业务是酿酒、卖酒，兼营饮食、举办酒席等。正店门口有用竹竿搭成的牌楼，围以彩色的绸缎，称为“彩楼欢门”。《清明上河图》中“孙羊店正店”、虹桥边脚店门前都有彩楼欢门，其上有酒旗和各色广告牌。比如，虹桥边脚店的彩楼欢门前就有“新酒”酒旗，两旁有“天之”“美禄”的字样，门框旁有“脚店”“十千”招牌，横梁上还有“稚酒”二字。这些都是与酒有关的标识。宋代的酒原本是政府垄断经营，后来允许商人向政府购买酿酒权，酿酒业大为发展。酒在宋代是十分普遍的饮品，名酒众多，张能臣在《酒名记》中收录了天下名酒100多种，光汴京的名酒就有55种之多。图中的“孙羊店正店”就出产名酒，其招牌有“香醪”字样，估计是这里的名品，如同欣乐楼、八仙楼的“仙醪”一般。“孙羊店正店”的后院酒瓮如小山般倒置，亦说明了这家酒店的规模之大。有这样的名酒，顾客当然要一醉方休才能尽兴。当然，醉酒后可以到隔壁“赵太丞家”医馆买两丸“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
虹桥边的脚店彩楼欢门前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脚店的对面有两个大的遮阳扇，有一“饮子”招牌，旁边挑担小贩正在买饮子。在画中卷尾“久住王员外家”门前，也有一个大遮阳扇，上书“香饮子”。饮子是汴京市民另一种日常消费的饮品，即汤，是一种药制的大众饮品，以柴胡等几种普通的中药煎熬而成，有发汗、助消化的功能，价格低廉，既治病又解渴。《水浒传》中第二十一回，宋江买的“二陈汤”，即是保健醒酒的饮子，早市贩卖，方便夜晚醉酒之人。另外，茶也是宋代市民的日常饮品之一，与酒、汤并列。宋人所饮用的茶分为两种，一种是片茶，一种是散茶。片茶就是饼茶，多有名贵品种，张方平、蔡襄等人的手札中多提及团茶，就是这种片茶。散茶即草茶，以“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欧阳修《归田录》）。《清明上河图》中的茶馆有20余家，与饮食店、酒店的形制相似，较大的区别是茶馆没有酒旗一样的招牌。图中的茶馆生意似乎都不太兴隆，喝茶之人少且慵懒，如修车店右边隔壁的茶馆，偌大的店面仅有3位顾客，老板在旁边昏昏欲睡。
北宋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实行以佃耕为主的土地制度，加之政府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并实行兴农激励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收，满足了庞大的人口需求。北宋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水稻和粟米，这构成了北宋人民的基本主食。北宋都城汴京人口数量庞大，且需要储备一定数量的战略粮食，本地产粮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的外地粮食输入。这些粮食主要是通过漕运运输，而都城汴京的漕运主干道就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汴河。汴河决定了汴京粮食供应的运输安全，为历代皇帝所重视。《景德四图》中有一幅是《舆驾观汴涨》，描绘的是宋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六月视察被暴雨冲击的汴河堤岸，赏赐修河堤的兵役，救助百姓的场景。《宋史·河渠志》中也提到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因此，汴河是北宋汴京粮食供给的生命线。
北宋汴京的主食是以小麦为原料的麦面食品和以稻米、粟米为主要原料的米类食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面粉商人在每天五更后进城“卖麦面。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各类酒楼、饭庄、商贩、市民购买面粉后，根据面食品种的不同，采用蒸、煮、烤、烙、煎、炸等烹饪方式，制作成馒头、诸色包子、团子、蒸饼、糖饼、油饼、汤饼等。在《清明上河图》中，这样的食品店有多处，如卷首小酒店右边就是一个馒头店，店口有三层蒸馒头的蒸屉，蒸屉里摆满了馒头，店家手拿一个馒头递给了门前的挑担小贩。这样的店铺在画卷中段修车铺对面也有一家，从蒸屉里的食品形状看，当是诸色大包子。又如虹桥上的食品摊位，凉棚底下排着各色的面食糕点。这样的摊位在城门右边的沿河边还有一处。
馒头店的店家正在招徕顾客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除了主食外，北宋汴京市民生活中的副食品也非常丰富，肉类、蔬菜、果品，以及多种副食品原料制作成的羹类、菜肴，不但满足了人们基本的营养需求，而且提供了各式的美食享受。汴京市民的肉食主要是家畜、家禽、水产、野味等，如猪、羊肉，鸡、鸭、鹅肉，鱼鲜、虾蟹等。北宋朝野最喜爱的肉类首推羊肉，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牧羊机构“掌畜牧羔羊”，民间养羊也非常普遍。除了羊肉，猪肉也是汴京城主要的肉类消费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天有数量庞大的猪从汴京郊区进入京城，汴京市内有专门的宰杀场地，“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还有专门的肉类市场——肉行，在“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燠曝熟食上市”。在《清明上河图》中，城门外寺院门前的道路上有一群猪，正在被赶猪人送往宰杀场地，生动再现了《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情形。至于其他的副食，如家禽、水产、果蔬、甜点、汤羹等，在《清明上河图》中几处豪华酒楼后厨、客人们酒酣正热的桌子上，都有详细的表现，体现了北宋市民饮食的丰盛。
主食、副食、饮品构成了北宋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的主体，汴京市民身处京畿，可以便利地品尝南北面食、山珍海味、各式菜肴、汤羹、饮子，以及美酒、茗茶。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有一首《鹧鸪天》描写宋仁宗于京城微服私访，看到樊楼的景象后感叹：“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馐味，四面栏杆彩画檐。”这些都在《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再现。
住：上栋下宇，以蔽风雨
北宋崇宁二年（1103），将作监李诫奉敕编修《营造法式》，总结了北宋建国以来建筑设计的各种标准、规范和施工经验，明确了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艺术形式和料例功限。在《营造法式》的规范下，北宋都城的城市规划进入了新阶段，官宅、民房、酒楼、店铺、寺院井然有序，显示着宋代都城的繁华，这些亦体现在《清明上河图》的视觉形象中。
宋代官宅的产权由政府拥有，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员办公、住宿，以及安置流动公务人员、灾荒流民等。宋代官宅因用途、居住人群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名称，如宰执的居所称为“府”，马远的《水图》中有杨皇后亲书“赐大两府”，指的是当时位居枢密院最高长官的杨谷，其居所即称为“府”。宰执以下的官员居所称为“宅”，民居则称为“家”。《清明上河图》中卷尾有一处宅第“赵太丞家”，是宋代赵姓太医丞家的药店。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处医药商铺，但商铺后面是院落，其中露出了太师椅、屏风，显示这是赵太丞的家宅。太医丞是从七品的小官，赵太丞既然开馆问诊，说明其已不居官位，专心在京城做着医药的买卖，并打出“赵太丞家”的广告语。因此，他家的宅子是民居，是都城富裕市民的房子。而都城郊区的农舍则简陋得多，卷首树林中的那几组农舍，多是柴门、茅屋，其中的瓦房都很少，反映了平民的住房条件。
在《清明上河图》卷中部的算命铺左边有一处真正的官宅。大门建筑是门楼屋，其高度不超过厅堂，两扇大门上各有三排作装饰的虎头钉。门两侧的墙边靠着遮阳扇、旗杆、枪等官员出行时的用具，随从差役在门前的石鼓上坐着休息，马在院里躺卧，可以看出这是政府提供给低等官员居住的公房。既没有随从的偏房、专门的马厩，也没有办公用的衙厅，因此这一院落属于政府提供给官员的“私居”，不能对外办公，只能居住。真正的办公场所“衙署”，在卷中城门左侧有一处，即正在开门办公的税务机关。这是一处三开间的临街官衙，税务官在中间厅中办公，随从在忙着办理各种事务，货主也在忙着报税。这种繁忙的情景反映了都城商业的繁荣。
宋代官僚群体庞大，尤其是京城聚集了大量的京官和选调官员。政府提供给官员的“私居”远不能满足需求，加之宋代官员选任制度是三年一流转，且不能在所居地任职，官员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因此，居京官员在京城置办私人房产既不现实，也不经济。面对公房僧多粥少的现实，京城大多数官员都是租房居住，即使像寇准、王禹偁、欧阳修等人久居京城，也仍没有自己的房产，王禹偁在《寄主客安员外十韵》中就曾用“趋朝骑瘦马，赁宅住闲坊”来表现自己的租赁经历，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苏轼等人在文章中都描写过自己在京城租房的窘态。为了规范房屋租赁市场，政府设立了官方的房屋管理机构——店宅务。店宅务又叫楼点务，主营房屋出租，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即《宋史·职官志》中记载的“店宅务，掌管官屋及邸店，计置出僦及修造之事”。店宅务首先在都城汴京设置，然后推行至全国。《咸淳毗陵志》中就有记载：“楼店务，国初始置于京师，又为店宅务，后行之诸郡。”店宅务掌管的房产是宋代官员租赁的首选，而平民租赁房屋因用途不同而选择多样，如《清明上河图》中众多的商铺、酒店、药店、存储仓库、旅店，其性质有租赁、自建等。
《清明上河图》中数量最多的是商业店铺，不管是小酒馆，还是大酒楼，大多有明显的广告招牌，规模稍大的采用前店后院模式，临街是门面，后院住人兼具作坊。图中沿河有许多酒店，这些酒店多带有院落，是供出租的客房。卷尾有一邸店，门口招牌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还有一个伙计在招揽生意。“久住”是宋代旅店的吉祥语，意谓“久停久住”。汴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商旅聚集，邸店众多，其中有政府主办的由店宅务负责“计置出僦及修造之事”，也有官员、宗室、商人、富户、寺院等私人业主。这里的“久住王员外家”，当是王姓富户开办的邸店，为南北商旅提供客房服务。
久住王员外家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宋代商业发达，全国货物大多通过水路输送至京城，因此汴河中的船只众多，河运繁忙。货物从各处运输汇集，需要有存储的地方，因此沿河码头附近的塌坊业兴盛。塌坊亦称塌场，是存放商旅货物、马匹、车辆的仓库，《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元丰八年五月”条记载：“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这段描述在《清明上河图》中有清晰的再现，图中虹桥与城门之间的一处码头边的一排房屋即是塌坊。此处码头停泊着货船5艘，其中一艘货船正在装货。岸边有一排房屋，墙壁厚实，安全性能良好，有一处屋檐处摆放了几条桌凳，供人歇脚。这出塌坊从规模上看并不大，想必与此处是汴京外城的地理位置有关。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描述：“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由此可知，《清明上河图》中这一处是个小塌坊。
此外，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了民居、寺院、城门等建筑。从图中可以看到，民居因主人的富裕程度而形态不同，但都是一层院落，不像正店与邸店多是二层以上。图中的寺院大门紧关，大门上的门钉清晰可见。此处寺院房檐有斗拱，檐廊有杈子，但是正门上方没有寺额，可见是一座无额寺院。在宋代的宗教政策中，“有额寺院”指的是有皇帝御赐寺额的寺院，寺额一般悬挂在寺院大门上方。有额寺院被官方认定为正统，而无额寺院则地位较低。图中的这座无额寺院右偏门前仅有一个往里行走的僧人，可以说是门可罗雀，说明香火不旺。最后，图中有一座高大的城门，结合《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应该是汴京的东角子门。城门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具有交通、防御及礼仪性功能，其设计不考虑居住。总之，《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各种功能兼具的建筑，反映了宋代都城的城市规划。
行：车水马龙，舳舻相接
宋代承平日久，商业发达，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业的兴盛。宋代官员的任官、选官制度为文人官僚提供了较多的官差出行机会，调任、公差和临时差遣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员的地域流动。不论是商旅，还是宦游，交通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李建中在《土母帖》中特意提到旅行中车辆的情况：“孙号西行少车，今有旧车，如到彼不用，可货却也。”总体而言，宋人出行所依赖的交通工具有车、轿、船、牛、驴、骡、马、骆驼等。这些交通工具在宋代的物质运输和人员流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北宋都城的市民生活，生动描绘了人们的出行活动，再现了各种出行工具，如各种船只、车驾、轿子等。
汴京作为都城，汇集了南北方的交通运输方式。一般来说，宋代南方城市一般用船出行，沿着长江、珠江、钱塘江水系，借助运河通道，直达都城汴京。《清明上河图》中绘有汴河上大小船只29艘。这些船只既有漕运的官船，也有商旅的私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中描述了围绕汴京的4条河道，其中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因此，《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只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东南漕运的官船。在汴河上行驶的漕运船是平底船，其状圆短体阔、船底平、吃水浅、载货量大。图中还有一类客船，如汴河转弯处的那艘客船，其船体狭长、窗户众多、装饰美观，进舱入口还有门楼，透过窗户可见内部的桌椅等家具，十分豪华。另外，图中还有一类客货两用的杂船，这种船底层装货物，上层载客，较为简陋。汴河上的这些船，除了运输东南出产的物资，其乘客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商人和宦游的官员及其家人。宋代官员赴京或出京，一般都走水路，并且留下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诗词、游记等。
土母帖北宋李建中
宋代北方地区的交通工具，最为普遍的是车。汴京作为都城，又地处北方，自然少不了车。在《清明上河图》中亦有许多类型的车，运输货物的大型车有太平车和平头车，小型车有串车、江州车、载人的棚车等。另外，图中还有改良的客货两用棚车。作为运输货物的助力，太平车、平头车都是有厢无盖，车厢板前出两木，驾车人在中间掌握方向，并驾驭前方拉车的牛、驴、骡等畜力。图中“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所在的街道就有一辆空置的太平车，车上没有货物，只坐着一个赶车人，驾驭着4头毛驴。而“久住王员外家”门口就是一辆载货的平头车，由两头毛驴牵引。大型车辆需要畜力，小型车辆则使用人力、畜力均可。串车和江州车都是独轮推车，其区别在于串车前有辕可以使用畜力，江州车则纯靠人力推。图中“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门前就有一辆运输盆的江州车，城门外是一辆由两人合作、一头驴牵引的串车。载人的棚车一般是官宦和富贾家眷们出门乘坐的工具，这类车一般由平头车改良，车身高大，车顶覆盖棕丝，车厢四周有栏杆，车门在后方，这些设计都是为了方便乘坐和保证私密性。图中修车铺所在的十字路口就有两辆精致的载人车，其中一辆由两头牛牵引，几个仆人前后照应。
汴河上的船只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除了乘车，宋人出行较为普遍的是坐轿子。《清明上河图》中，正店前的一顶轿窗帘打开，露出一位妇人的脸庞。轿子适用性强，除了在正常的道路上可以使用，崎岖的山路也可使用。闹市游玩、爬山涉水都少不了轿子，《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仍有贵家士女，小轿插花，不垂帘幙。”《梦粱录》中描绘清明时节出行情形时亦有“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的描写。《梦粱录》中除了描写了乘轿子，还提到了骑马。马、牛、骡、驴、骆驼等既是车的动力，其本身也是交通工具。
骑驴也是宋人的出行方式之一。王安石罢政退居江宁，经常“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王安石《东轩笔录》）；陆游更是有“老子平生喜远游，流尘不惜暗貂裘。江亭吹笛三巴夜，关路骑驴二华秋”（陆游《远游》）的诗句。《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众多的骑驴形象，如城门外有一老者骑驴出行，后面还跟着一头小驴驹。而图中郊外有一对家眷出行，就骑了两头毛驴。至于骑马，也较为普遍。宋代专门设置监牧制度对马匹进行管理，马匹多用于军事目的。因此，骑马出行不如骑驴普及，且多是官员、富户出行骑马，如图尾“赵太丞家”门前，有一中年官员，头戴席帽，在衙役仆从的簇拥下骑马出城。而虹桥上也有两位骑马官员在急行，像是有紧急公务在身。另外，作为畜力，马、牛、骡、驴、骆驼也是牵引、驮运的主力，特别是牛、骡、驴、骆驼。在《清明上河图》中卷首郊外的树林中，有两个脚夫一前一后地赶着一队驮炭的毛驴；城门中还有一队运货的骆驼穿行。
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前的江州车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
宋人出行前还有祭神和占卜的习俗。宋人观念中主管出行的神主要分为水陆两类，水神有天妃，陆神有梓潼君、五通神、紫姑神等，都是道教传说中的神祇。这些神祇主管行路安全，所以官宦、士大夫之家多有供奉，如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普通人家没有财力供奉这些神灵，但是也会在出行前占卜问卦，求得出行平安。因此，这类祭神、占卜的情形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所表现。
繁盛汴京的视觉记忆
随着经济重心的持续南移，北宋晚期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细腻地描绘了都城汴京的城市商业和城郊景色，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宋代城市的日常生活。《清明上河图》截取都城汴京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生活片段，着重刻画了汴河上行驶的各种船只，街道上的各色车辆，街面上的各式摊铺、酒店、旅馆，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群，生动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
孟元老在崇宁年间寓居汴京，亲历都城繁华，描绘了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都城风物：“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的这些文字描述，恰好可以与《清明上河图》相互印证。正是由于《清明上河图》的存在，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我们提供了宋代市民生活的视觉记忆。
来源：《传记文学》2022年第12期 李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