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审美优于西方

朋友提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我说见过真迹。她问在哪儿,我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她说那是后半卷,我说是一整幅。她愈发惊讶。2011年,我随团去台湾旅游,机会很好,残画合璧,大陆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前半卷《剩山图》跨越时空来至台北,与后半卷《无用师卷》会合。

偌大的展厅,站在近千年枯黄的画作前,人是苍茫矮小的。那细远杳冥的情致韵味让人深陷其中,仿佛自己便是那个手持盲杖的古人,行于层叠曲折的旧山剩水之中,潸然洒泪。作者的平静孤寂、伤痛落寞盈然在目。一幅历经战火洪水、颠沛流离,被沈周、董其昌、吴之矩等无数人所藏之作,能存活下来,本是奇迹。

那种枯墨焦枝所延伸出的萧索意境,似幽暗炉火,烤手自暖的隐隐雪意。我甚至相信自己与他们是相通的,在迷茫的烟岚中,寻找着最平淡的言语对话。无须确认,总能于寂静松涛下小酌一杯,再默默离去。

千百年后,我在等它,且读懂它。

国画省笔,追求至简意境。往往一只飞鸟便代表一片天空,一叶扁舟代表一方水域。简而达意。宋朝的《双鸳图》,鸳鸯画至齐胸,两道波纹代表腹部淹没水中。画鸭子、鹭鸶没脚,亦属同一表达。绘瀑布往往只画出两条白线,中间空出即可,两旁是乌压压的群山。这种“以一当十”的手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很常见。天水不着一笔,用纸张、丝绸的空白处代替,也算一种便利。

这种经济的表达也体现在戏剧上,舞台表演亦靠画面语言呈现。传统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两个人物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晃动,意为船在颠簸。《三岔口》明亮舞台上的夜间打斗,靠摸索的动作显示黑暗的存在。演员扬鞭,在舞台哒哒哒转上一圈,即奔驰千里;双手一摇,驾舟远去。花轿一颠一颠,床一涌一涌,意思已然明显。简到不能再简,用动作代替环境、道具,毫不费力,追求意会,其手法与绘画如出一辙。

外国人求真求实,注重实景表达。所以西画满,不留空间,没“留白”一说。天是蓝的、灰的、黑的,用颜色填满,往往还飘上几朵白云或缀上几颗星辰,这在列维坦、梵高的画中均有体现。讲究情绪的饱满、透视、多维空间的叙述,而国画追求二维的平面语言。

尤其西方的古典画派画得极细腻,连贵妇人裙上的丝绸质感、珠宝光泽,皆毕肖。他们追求这种逼真效果,以肖像为主,反映法国贵妇优雅闲适的生活,属宫廷画、活人史,乃学院派产物,用古典手法表现现实场景,意在状物。而国画达意即可,追求精神内质。

一个空,一个满;一个简,一个繁;一个虚,一个实。

如《红楼梦》里的黛玉、宝钗的形象,黛玉空灵,宝钗充实;一个趋近于精神,一个忠诚于物质;一个神界,一个凡间。宝钗太过圆满,包括长相、处事风格,以及后来嫁给宝玉实现金玉良缘,而黛玉是惆怅凋敝的。

伯仲无须多言,空灵永远是现实版的升华。

绘画表达同样影响着文学的进展。中国古代文学同样追求诗化语言。所谓诗化,即美好化、精神化、理想化。这导致我们的诗歌特别发达,大批名家巨擘喷涌而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抒怀幽情,笼统含蓄,甚至无边想象。

西方追求视觉再现,故小说特别先进,走在世界前沿,用场景、对话于纸上推进。中国小说却尘封冰下,即便到了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与清朝末年的《海上花列传》这样呕心沥血之作,作者都不愿署名或不署真实姓名。此做法非低调,也非不重版权,而是小说地位低下,囿于当时大环境、大思维,被正统排斥所致。

许渊冲先生在《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提到杨振宁当时对中外诗歌的对比评价,认为外国诗歌太直白、太满,话都说尽了,没了余音。

这便是根源所在。我们古代国画的审美是半抽象的,苍山老水,花鸟鱼虫,大多在书斋完成。画者虽无数次观摩自然,但不重写生,偏重自我,所绘的鸟已非大自然的鸟,而是长着自己精神羽毛的鸟,也是全天下的鸟,更具艺术性、代表性。而西画讲究透视、素描、外部空间表达,更立体形象。所以,达·芬奇研究解剖学,且亲自解剖尸体。国画追求精神逼真,而西画崇尚技术逼真、状物的惟妙惟肖。

西画透视以人为原点,还原视觉原貌,属三维空间,毕加索又开创了四维表达。国画没有基本点,“俯仰皆得”,任意切入,山水层层打开,不受人眼所制。全视角、全方位,所述意象更为广阔。看似平面,实为真正的多维表达。

所以,东、西方绘画的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具体的人———画者所站位置为出发点;一个散视,以缥缈宇宙为出发点。

在绘画方面,我们老祖宗眼中是没物质属性的,即看不见具体物质,即便有,也是工具。表达的多是内心感受,往往是哲学的延伸。所以中国古人崇尚线条,用线条表达所绘之物。线条清晰明了,本是物体的提炼概括,又极具韵律感;而西画丰满厚实,用体积呈现。也可以说,中国人是“唯心”的,外国人是“唯物”的,这是他们的分野或倾向所在。

一个追求似是而非的意境,神似形不似,处似与不似之间;一个追求真实可感的场面,光色的变化。一个重内心环境,一个重物理环境。

早期西画主要为权势宗教服务,包括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琪罗。所谓的文艺复兴,即把文艺归还给文艺,使之独立出来。

文艺复兴“美术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画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他心中的女神,那迷人柔意的微笑便是作者自照。这种表达自我的创造是一种个性飞跃。故艺术非写实,而是借物说话。

相机的发明取代了西方的古典绘画,使油画一落千丈,写实的宫廷画显然面临着重重危机。活不下去,自然要变革。

由此催生了现代派的诸多流派,包括野兽派、立体派、印象派等。号称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率先易帜,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进行探索创新。毕加索紧随其后,成为立体派的先锋。同时带动了文学、音乐的变革。

变革之法,不外乎自创、借鉴。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开始向东方和非洲靠拢,过渡至线条色块。他认为艺术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照原样描摹,二是艺术呈现,他倾心后者。表现主义前期的梵高,热烈奔放,彰显个性自由。印象派莫奈的《日出印象》受到打压排挤,因抽象,很多人说看不懂,出现了新旧事物的斗争。抽象,即提炼,去除表象,进入实质。高更后期的制作,融合了日本的浮世绘、高棉的雕塑、古埃及的壁画,开始追求平面化,用二维空间否定三维空间。浮世绘源于大唐,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

创新,即意识觉醒,新鲜事物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遭到压制抵触实属正常,经几代人努力,才能被认可。印象派之后,绘画在形式上追求花样翻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无程式套路可言,创新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表现主义的罗马尼亚的柯尔内留·巴巴、奥地利的席勒,异质突显,均有鲜明的个性表达。他们最后的抽象走向了东方气韵及意象。

为何绘看不懂的画?无非背叛相机,背叛实物,进入“内宇宙”。

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对绘画目的的一次变革;而现代派的到来是对表现形式的一次冲击。一个内,一个外,所以西方绘画接受了两次革命,一次从思想上重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一次于形式上变得超现实。

先自革,再学习,进步无疑是巨大的。

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并非古典绘画不好,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高峰。

十九世纪诞生的照相术很快取代了西画的功能,但无法影响中国画,这是国画的高级之处。也说明,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里,国画的审美的确优于西方。

中国画的发展一直很平缓。大多趋于精神领域,尽管也画帝王像,为权势服务,但极有限。即便绘宗教画,宋明开画院等,但基本是自由的。

我们最早的绘画艺术来自陶绘,在简单的劳动中获得灵感,发现柔软的泥胎烧制后不仅可以实用,还可以留下简单精美的图案纹饰。这样的惊喜是实实在在的劳动给予的。与诗歌、舞蹈一样,出自偶然,皆来自先民朴素的智慧。

所以最初的美学从装饰开始,属无用物。把无用的东西做到极致,便是审美。是除温饱外的享受,所以叫欣赏,从而引领心绪的愉悦与思考。

比如新石器时代的猪纹黑陶钵与舞蹈纹彩陶盆,虽属南、北两个区域,但一体同归,寥寥几笔,形象跃然。猪乃食物,舞蹈是团结欢乐的场景。一个属于物质上的,一个属于精神上的。

东、西方绘画最早画的皆是动物,也是先人狩猎生活的见证,还有稻谷,即活着,李泽厚说的吃饭哲学。继而又有了那些简单抽象的岩画、多姿的壁画等。

战国时期的绘画已有了鲜明意象,神秘、诡异、深远、浪漫。比如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御龙图》以流畅的线条与昂扬的姿态表现人、天、水的和谐。宽袍大袖的帛画《龙凤仕女图》,龙、凤、人一体,均有升腾感。人类考虑的依旧是死,惧死在哪个朝代都尤为鲜明。生死,躲不开的命题,绘画与文学一样。

到了秦朝的《车马出行图》壁画已活灵活现,极具动感。车马飞驾,整齐划一,我们能窥见当时宫廷生活的奢华严谨。

汉时,绘画技艺得到发展,画面丰富,复杂精整。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月、鸟、兽、人,多重意象表达。到了东汉晚期的汉像砖,狩猎收获场景优美逸趣,憨态可掬,均不写实,朴拙中见天真。

六朝烟水是另一种文明的解放与到来,绘画技艺日趋成熟巧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飘逸灵动,风姿毕现,宛若仙界。

魏晋南北朝,隐士高人避难政治,作品抒自我之怀,发天地之慨,自是孤绝清野。

隋唐时期的人物画已气度不凡,颇有大国风范。如《步辇图》玲珑曼妙的执扇侍女群像,国君超逸,貌若神仙。仕女更是气象万千,端庄雍美,以贵妇人典雅的形象卓然于世。唐朝多半绘贵胄生活,颜色稳重宏丽,画风干净严谨,包括《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极少绘劳动场景,即便有《捣练图》这样的画作,也非来自民间,而是宫廷中一些缝纫浆洗之技。尽管所绘侍女小一号,与实际不符,并不影响视觉,意在等级,宋时依旧延续此风。

宋以花鸟见长,纳入书斋画,崇尚简朴清越,一洗豪奢之相。省俭的小品画应运而生,以小博大。当然也有范宽那样的巨制《溪山行旅图》等,高山流水自成一统,有高手过招之妙。技术精微幽致,炉火纯青。国画的精微是功夫的精微,非纯物像精微。所谓文人画,即首先是文人,后是画家。宋晚期绘画开始涉猎民间,进而脱离贵族气,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市井文化的代表。

元朝有了苍山老水的郁结冲淡之美。明朝商品社会初步形成,绘画步入世俗,多了妩媚娇俏。文学亦如此,比如《金瓶梅》的诞生。卓然而立的龙泉青瓷的没落,也能体现审美口味的改变。

清朝基本走复古路线,少创新。也有市井文人的野逸之作,比如郑板桥的细竹。民国前期,亦袭古,到中期受西方影响,月份牌成了水彩画、油画的翻版。正宗的国画乃毛笔创研的世界,画家靠临摹《芥子园画谱》等起家。齐白石笔意率真,把平凡鲜物如萝卜、大白菜、藕、虾等搬到纸上,供于大堂,清旷之气扑面而来。变俗为雅,雅俗共赏,这是他的贡献。

徐悲鸿、刘海粟两位先生带回来的皆西方之物,即油画语言,写真写实。清宫画师郎世宁画的工笔,也并没有摆脱西画束缚。

国画从陶绘、岩画、壁画、帛画直至绢纸,延伸至今,一路走来。足以说明,绘画艺术是从室外转入室内的,从普通百姓进入士大夫阶层,逐渐文化起来、圈养起来、艺术起来,最后又走下神坛,回归万民。此进程是一种浪漫的回溯之旅,也是发生发展的抛物线运动。

国画不写生,道法自然,记忆感受。把鲜活生命嫁接复制于纸上,变成假的死的,绝非高明。托物言志,物乃工具。太表象,便无法看到真的生命———作者的生命。马非马,山亦是人自己,是创作者的个性与精神体验。不关照自己,便没高度。所绘之物,只是替身,真正的物象潜于画作之后。是一种魔术,人即万物,变身万物,此乃国画精髓。

作者见自心,读者方能见己心。

国画省色,对色彩不感兴趣。墨是最好的表达,深浅、明暗、远近、层次,靠墨的浓淡区分,许多画不着一色。

比如唐朝韩幹的《牧马图》,一白一黑两匹马,人物白衣、黑帽、黑须,已栩栩如生。还有他的《照夜白图》,照夜白是李隆基的坐骑,白得可以照亮夜空。膘肥体壮,用线条便可以表现体积。画的蒙古马,结实饱满。不似西画绘马,肌肉是肌肉,骨骼是骨骼。

宋朝的《双鸳图》亦是,两根芦花、一对鸳鸯、点点雪意,大有荒凉之态,并无杂色渲染。宋朝吴炳的《竹雀图》,竹叶宽疏,小雀天真,画面黯淡,非循自然之色。马远的《梅石溪凫图》,鸭群欢畅,姿态各异,梅花娟素,并不施以鲜明朱砂。元朝倪瓒的苍穆山水,几乎都是远离色彩的典范。还有吴镇、曹知白、高克恭的画作等。

到了明朝依旧沿袭这种清简之风。沈周的《仿董巨山水图》、孙隆的《花石游鹅图》、杜董的画,色彩全息。吴伟绘妓女的《武陵春图》,衣饰淡漠如烟。唐寅所绘《秋风纨扇图》,女子衣袂飘举,皆寒山孤水的黑白拓片。《三驼图》《竹石雄鸡图》等,皆素雅。即便有些画作点以丹朱青绿,亦不过界。比如明朝周之冕用勾花点叶法绘的《芙蓉鸭图》,青蓝辅以紫红,亦和谐清雅,同属冷色系。观之,身心俱美。最早绘梅画荷几乎全是墨,绝无艳色,偶用赭石点染。

即便四五千年前的红黑陶罐、朱红浓烈的汉画,也是趋于大地与血液,火与土冷静燃烧。突显宽厚、天人合一之境。

中国画选色之吝,似大家闺秀,绝不乱穿衣服。选择,即挑剔,懂得舍弃,方有品。这也是一种高度概括。素方雅,方不喧宾夺主。过杂过美,往往堵塞目光,少了幽宁之态。

文亦如此,太美会削弱力量与精神内质。

雅,即低一个调子,抛掉耀眼之物。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色彩,而是极讲究。新近出版的《中国传统色》一书做了极好的研究梳理。四百多种颜色,以气候时令为准,随四季变化。比如“茧色”,蚕茧的颜色,说的便是晓露秋白,淡淡霜黄之色,似一杯茶冲泡出来的色境。

中国画墨分五色,代替色彩的明暗变化。而西画往往“玩色彩”,炙热浓烈。

中国画对光也不感兴趣,尽量回避,凡感性的光一律弃之。山水,只有浓淡,作为光的一种补充提炼。而西画重光线运用,借此表现冷暖情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夜巡》《自画像》都是用光的典范。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月光》,忧伤惨白。还有印象派莫奈的《卢昂大教堂》《草垛》,专门研究光影变化。足见他们对光的热爱。这也非常契合民族特性,中国画重内容恒定,彰显时间不朽。前者以感性为前提,后者以理性为重。同画月夜,西画画夜色,国画画月亮。

光是流动变化的,所以西画爱变,而中国画沉静永恒。

朋友说,如果非得把人分出三六九等,那么请用审美来区分。审美的背后是情怀与见识。

美学,顾名思义,美的学问。美是一种情绪驱动与认知。驱动很简单,直觉反应,觉得美便是美了。而认知则涉及审美的层次标准。

为何“取法乎上”?若你认为的美是庸常的,那是因为没见过真正的美。所以美来自比较,又分物象美、文化美、艺术美、精神美。

小孩子生得白净细致,大眼睛、双眼皮,招人爱,是基因所致,属物象美。至孩子慢慢长大,懂得礼仪教养,真正美起来,才叫文化美,后天弥补先天不足。一个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有了创造能力,方进入艺术美。直至摆脱物象,进入精神领域,方为精神美。

绘画,等同直接进入艺术殿堂。在艺术美这一概念范畴里,又分若干档次。忠于实体,止于技,生搬硬套,绝对是初级阶段。自成风格的抒怀者属第二层,往上才趋于化境。

蔡元培提倡用美育代替宗教信仰是有道理的。哲学、科学最高的境界也是审美。

为何说中国古代绘画审美优于西方?这主要是文化决定论。

我们民族是个忧伤的民族,古代文人过早地学会了变相表达,比如偏重绘神话,借此趋于理想之境。

这种性格差异还体现在彼此的戏剧上。外国歌剧,能多高亢就多高亢,全身心释放,有吞没云际的辽阔感。我们的秦腔、信天游,即便高亢豪放,也都是悲苦苍凉的。

中国的文人画,乃道教写实,精神避难。有真,也有抽象,语言含而不露,追求画外意。传世之作,无疑是思想者的思考结晶,粗浅之物也流传不下来。

文化决定思考,乃一切源头。文化不一样,立场便不一样,表达形式必然迥异。中、西绘画,确实是两家的孩子,不同教育所致。

西方是在近代康德后,各种观点碰撞,影响了绘画的变革。杜尚为何在蒙娜丽莎的唇上画上两撇小胡子?此乃宣言,否定因循守旧,否定古典艺术,力主变革。达利也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其画有中国画“超验”的味道。

但几千年来,中国大一统的背景下独尊儒术,绘画变化缓慢,山水画更是程式化。中国京剧内容形式恒定。诗词格律化,文赋、音乐、舞蹈一招式师传,均模式化。再好,也会导致审美疲劳。

国画颜色的繁荣,从晚清逐步鲜明,有了直觉效应。主要受西画影响,也是思想开放之证。属变革,且表现在各个方面。虽然也有清雅之作,但杂丽甜俗之风已登堂入室。

如今,画廊里五颜六色,大量雷同之作,千篇一律,往往五花八门,没有理法。此乃动荡期,我们接受了老祖宗一直忌讳的西方鲜艳色彩,拿来了西方摒弃的古典写实,放弃了自己的幽远深邃,一言难尽。

俗的东西好学,能被大众快速接受。技好学,审美不易达。没有文史学的底子,很难进步。

国画不忠诚实物,但求永恒;西画重实景,却崇尚变化。从而也能看到彼此的性格差异。

古代国画起点高,省笔省色省光,追求理念。西方绘画是从写实主义发展到超验的抽象主义。中国画是以线为主的写实偏超验,直到写意重超验,重在意验。不知早于西方多少年,卡夫卡的超验也只在一战之后。

所谓“超验”,即超越经验、时间、空间等存在形式,不在常规逻辑范畴内思考问题。

很难预测国画现在和以后的走势,但在西画没有经历两次革命之前,我们的绘画审美确实优于西方。

来源:《书屋》2023年第02期   菡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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