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控制着艺术家思想和艺术作品展览的学院制度在1793年被国民议会废除。大会宣布所有艺术家允许在沙龙展览，并免除费用。革命的思想，也激励着艺术家把眼光放到了古典主义，并结合个人创造力表现浪漫主义艺术。
雅克-路易·大卫
拿破仑的第一幅英雄画像并不是他自己订制的，而是由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1788—1808年在位）订制的。他想把这幅《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和其他伟大军事领袖的画像一起收入自己的画廊。拿破仑因自己能进入此著名画廊而感到无比骄傲，随即为自己订制了好几幅翻版。他还要求画面上的自己要“镇定地骑在一匹神气十足的骏马上”。接受委托来完成这幅肖像的不是别人，正是雅克-路易·大卫。
1797年拿破仑与大卫首次见面，在他的画室徘徊三个小时之久。这次相遇在大卫心目中重新燃起英雄形象。来年，大卫的《波拿巴将军》（1798）为拿破仑执政前留下珍贵的画面。拿破仑摆出傲然的姿态，眼神上扬，年轻的他眉宇之间已经露出君临天下的企图心。在新古典主义者大卫眼中，拿破仑是希腊英雄影像的再现，他忍不住对学生说：他的头型动人，仿佛希腊人一般。
雅克-路易·大卫 《波拿巴将军》 1798年
正如他所说的：“没有人探究那些伟人的画像是否逼真，只要把他们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就够了。”
雅克-路易·大卫，法国著名画家，出生于1748年的巴黎，此时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集中爆发还有40余年。这一时期，波旁王朝仍然在领导着整个法国，奢华、纤细、繁复的洛可可风格则簇拥着末日王朝的贵族生活。
时代浪潮总会先提前释放出一些气味，我们不能说大卫是提前嗅到时代气味的人，只能说，他与拿破仑一样，似乎都是为这个时代而生。大卫曾被亲友送到当时的著名画家弗朗索瓦·布歇处学画，但布歇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洛可可风格并不一致，于是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继续学画。1775年，大卫前往意大利研究艺术，这一时期受到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他对古典主义发生了兴趣。1785年，取材于古罗马传说“蒂特—里芙”创作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使他一举成名，这幅色彩庄重、构图严谨的作品成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作。
如果说早期大卫醉心古典主义是从古代艺术中汲取绘画养分，那么随着周遭环境中政治的动荡和变化，他潜移默化受到了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思想政治影响，从而产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他开始想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雅克-路易·大卫 《拿破仑·波拿巴在杜伊勒里的书房里》 205×128cm 布面油画 1812年
大革命爆发，大卫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说：“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这一时期，他不仅是画家，还是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他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后来被推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革命艺术活动。在大革命中，大卫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批具有革命时代特征的作品，其中最杰出的当属《马拉之死》。1794年是大卫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岁月，他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随着热月政变的发生，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支持雅各宾党政权的大卫也被捕入狱。有人认为，大卫在此时是基于理想破灭才画出了《萨宾妇女》这样期望和平的作品，但私以为，他对政党更迭、对无休止政治斗争的疲惫感是大于理想破灭的事实的。这是他再也没有画过革命激情的作品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能接受拿破仑称帝并且将后来的绘画生涯都献给拿破仑的原因，因为他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相比政治正确，他们都更倾向于荣耀感和安全感。
雅克-路易·大卫 《皇袍加身的拿破仑一世》 1805年 里尔美术馆藏
1799年拿破仑执政之后重新重用大卫为宫廷画师，在整个拿破仑统领法国时期，大卫不间断地在为拿破仑创作，肖像画、历史画，他歌颂的不仅是拿破仑，更是在释放一位法国人的民族热情。直到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役之后被流放，大卫再一次受到政治牵连，他逃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于1825年客死他乡，后遗体被安葬在布鲁塞尔埃弗尔公墓，心脏被单独运回巴黎，葬在拉雪兹公墓中。大卫死后一度遭批判，20世纪后期，他才被人们正视并被认为是法国的艺术象征人物之一。
他只是一位没有置身事外的历史见证人罢了，而对于绘画，他的确是跨越洛可可、为新古典主义铺垫道路的代表人物，在那次因政治入狱又出狱之后，无心斗争的他专注培养新一代，教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如安格尔、格罗等，他的学生们后来也都成为大师，并且成为继他之后，皆受拿破仑赏识的宫廷画家。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大卫之后，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最主要的代表画家无疑是大卫的学生安格尔。安格尔描绘拿破仑最为著名的两件作品分别是画于1804年的《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和1806年的《王座上的拿破仑一世》。安格尔虽不如老师大卫那样热烈地追随政治，却也用这两幅画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人认为，安格尔关于拿破仑的帝王画像就像是一个新的查理曼大帝，这主要是基于那件《王座上的拿破仑一世》与祭坛画《上帝，万物之主》非常相似，以至于人们将大卫和安格尔笔下的拿破仑相对比后得出结论：安格尔对拿破仑的想象表现了对永久权威的极度理想主义，比大卫的似乎真实的拿破仑宣传走得更远。
左图：安格尔 《王座上的拿破仑一世》 1806年 巴黎军事武器博物馆藏
右图：安格尔 《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 227×147cm 1804年 比利时列日美术馆藏
事实上，这不仅是安格尔基于权力的想象，更是他痴迷古典美术的实际反映，就像当年的大卫被古罗马共和政体潜移默化影响一样。安格尔一生曾两次去意大利长时间研究古典美术，晚年回国，他曾担任巴黎艺术学院的教授多年。但安格尔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也是古典主义面临终结、浪漫主义崛起的时代，他和新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之间发生了许多次辩论。浪漫主义强调色彩的运用，古典主义则强调轮廓的完整和构图的严谨，前一派在叫嚣着自由、情感、热烈；后一派则清高、绝俗，强调庄严肃穆。
不过，这种偏激和执拗确实使安格尔画出了如神灵般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符合拿破仑关于帝国审美的设想。
安东尼-让·格罗
安格尔的执拗没有在格罗身上重演，如果说安格尔是关上古典主义那扇门的人，格罗便是重新打开门的画家，所以尽管格罗同样是大卫的学生，但我们能从他的画中看出一些不同于大卫、安格尔之外的内容。古典中，处处透露着一种想象力。
1796年11月15日至17日，法、奥、意三方会战，法军面临敌人火力封锁，在阿尔科拉桥畏缩不前，当时年仅27岁的法军统帅拿破仑身先士卒，挥舞战旗，跃身上桥，此举振奋了法军，使得战机扭转，一举得胜。格罗画出了这一幕，在《波拿巴在阿尔科拉桥上》这件作品中，拿破仑踏出的那一步似乎不在桥上，而是在整个欧洲版图上，为了表现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格罗以半身肖像顶天立地式的构图充满画面，身体前倾转首，显示出率先冲击与后续呼应的运动感，他的面容冷峻坚定，长发飘逸，毫无疑问，这幅画的问世突破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束缚，显示出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艺术魅力。
安东尼-让·格罗 《波拿巴在阿尔科拉桥上》 1796年 冬宫博物馆藏
正是这幅画使得格罗一战成名，他也因此成为拿破仑的御用画家。在后来担任随军督察的过程中，格罗还为拿破仑画出了《拿破仑探望雅法的鼠疫患者》《阿布克战役》《埃劳战役》等作品，奠定了他首席画家的地位。
安托万-让·格罗 《拿破仑探望雅法的鼠疫患者》 布面油画 523×715cm 1804年 卢浮宫藏
虽然是为帝国命题作画，但格罗的画仍然如他第一次为拿破仑画肖像一般，到处充满着想象力。在《埃劳战役》中，格罗在画作前景画了布满士兵的尸体，还有受伤却依旧疯狂挣扎的士兵，白雪皑皑与背景的黑烟，格罗在这里已经表现出了浪漫主义先驱的特点，悲壮的场面被格罗用浓烈的情感表达了出来。
获得授勋，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教授了不少学生，格罗的绘画生涯似乎走得要比大卫和安格尔都要顺畅。但从1810年开始，他的作品质量便开始下降，似乎受困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的同辈们几乎都转向了浪漫主义的风潮，而格罗却试图继承跟恢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这让他备受批评，感觉被抛弃。
1835年6月25日，格罗被发现在塞纳河溺亡。在他留下的帽子里他写下一段话：“厌倦了生活，辜负了才华，他决定结束这一切。”
格罗的矛盾似乎是一个时代即将终结的矛盾，拿破仑夺取了政权之后很快由第一执政变为皇帝，此后由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对欧洲大部分国家发号施令，其军事力量和帝国精神一直渗透到了艺术领域，崇古情绪是从拿破仑自身开始的，他以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凯撒为榜样，上行下效，大卫、安格尔、格罗的艺术成就是被裹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提议当中的。
有幸身处拿破仑时代。
但只有当历史尘埃落定，画家们的画笔才会冷静下来。
（原标题：关于“帝国”审美的设想——拿破仑与新古典画家）
来源：《艺术品鉴》2021年第10期 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