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筋柳骨:唐代楷书的两大审美取向

盛唐、中唐之交的时代,是一个纵横驰骋、轰鸣回荡的时代,虽然安史之乱的铁蹄狼烟,使得唐王朝的崇楼峻厦遭受风剥雨蚀,残损不整,但它依然没有倒塌。广大的知识分子仍然向往着、倾心着这个强盛而美好的王朝,有的奋起抗击叛军,有的在颠沛流离中,积极寻找新天子(肃宗李亨),有的在被叛军的囚禁中还时时企盼着能再见唐王的圣颜。这恐怕不仅仅是对皇帝个人的感戴,而是对开元盛世那腾空欲飞、昂首嘶鸣时代的眷恋,是对盛唐文化那宏大气魄、融会中外精神的回味,是对盛唐文明自由进取气度的敬仰,这是民族内聚力的集中表现。

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到文化深层结构上,除了原有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外,又有新文化的发育成熟。拿书法来说,张旭和颜真卿都生活在盛唐,但由于时间的前后,从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果说张旭、怀素的艺术创新都在安史之乱以前,那么颜真卿的艺术成熟和著名作品却在安史之乱以后。以张旭、怀素等人为代表的“突破”,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审美标准的冲决与创新,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是一种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而以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新路”,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是一种在从梦幻中清醒过来,更真切、理智地面对现实的转向。如果说前者突出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踏破两晋到初唐旧有形式的藩篱,那么后者则是他们另立了新的标准,建立了独创的形式。张旭、怀素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天才,颜真卿等人则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楷模。就他们对后世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影响来说,以颜真卿为代表的艺术规范远比张旭、怀素更为巨大。

颜筋

颜真卿出身于一个重视书法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开元二十二年(734)考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由郎官而至节度使、尚书,晋爵鲁郡开国公,是一个知识分子入仕从政的典型。在他身上体现着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和积极乐观有为的精神,一生最大的事业是振兴唐室、名上凌烟。为了唐朝的长远利益,他赞成为政以德,主张皇权一统,反对分裂叛乱,鄙视阿附权奸,他心中高扬的是“精忠奉国”的自信大旗。因而,他的书法作品中有许多是在特定政治形势下,以刚直不阿的品格、感情强烈的激动,以及充沛的精力一气呵成的。

具体从颜真卿的思想性格来联系他的艺术风格,那么《祭侄文稿》《与郭仆射书》和《刘中使帖》都是这一类书法中值得注意的例证。其中《祭侄文稿》有着“天下行书第二”的称誉。

颜真卿经历了从盛唐进入中唐的急剧转变,又长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风浪之中,深刻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使他不仅全面地总结、继承了以前的思想遗产,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颜真卿的“集大成”既包括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风格,也包括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以及卓越的创新和精深的学力,这一切都和谐地统一起来。产生这种“集大成”的基本原因是时代变换的关键时刻需要杰出的人物出现,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杜诗、颜字、吴画、韩文,先后出现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偶然的。

颜真卿的书法创作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诸体皆备,不仅在行草上泼墨淋漓,而且在对前人楷书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入了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从而使其楷书以慷慨的气势取胜,以沉郁的风格见长,熔铸成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格式严整而气势磅礴,肥厚粗拙而内含筋骨,笔画熟练而意境浑然,劲健洒脱与翰墨濡染同臻极致。从东汉至盛唐,楷书经过漫长的演变,不停地向前发展,到了颜真卿,则以集大成的姿态,对前人的楷书进行了全面总结。从表现形式到创作笔法,从字里行间到章法布局,前人在楷书中留下的丰富经验都在颜书中汇总起来,至此,楷书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顶峰。

从颜真卿的书法资料来看,颜氏的楷书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五十岁以前属于创作前期。这是他继承、吸收、消化前人书法遗产与民间书法的阶段。楷书代表作有四十四岁时写的《千福寺多宝塔碑》和四十六岁时写的《东方朔画赞》。

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

五十岁至六十岁是其创作的中期,是他刚健雄厚、肥劲宏博的独创风格的形成阶段。像五十四岁时写的《鲜于氏离堆记》,五十六岁时写的《赠太保郭敬之家庙碑》。此时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颜氏一改王羲之俊逸超迈的书风和初唐四杰秀雅为尚的美学观念,而以“雄强”代“秀媚”,以“俗拙”代“雅巧”,化纤弱为刚健,化婉娟为奇伟,从而创造出表面用笔肥厚粗拙、结构宽博,但内含筋骨、意态浑成的“颜筋”新书风,体现出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六十岁以后是颜真卿书法艺术完全成熟的阶段。例如六十岁时写的《颜勤礼碑》,丰神饱满,用笔奇伟;六十四岁时写的《右丞相宋璟碑》和《八关斋会报德记》,齐整大度,方正庄严。终使书法艺术走向波澜壮阔、恢宏博大的崭新境界。

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颜书虽在中唐已受到重视,但其独一无二的地位的确立并不在唐,而在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学颜之后。颜体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后代的书家们无不在艺术和思想上受到颜书的熏陶与启发,例如元代的柳贯,明代的李东阳、董其昌,清代的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都是公认受颜书影响较深者,并以表现颜体特征为自豪。这正从文化角度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复兴的儒家思想由初唐、盛唐而入,在中唐崛起,经晚唐到北宋不断巩固并取得了在文化方面的全面主导地位,颜体刚正坚强的含蓄力量和博大深厚的气势风格,以及它“集大成者”的概念由书法领域渗透到思想领域,不是由唐人而是由宋人来阐发盛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柳骨

中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也是安史之乱后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唐朝内部潜伏着的各种矛盾已由孕育、滋生变为不停地激化。

但是,中唐毕竟承盛唐“余波”,过去那种健康开朗的心理和豪迈雄健的性格仍然弥存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过去那种激昂的音响、秾丽的色彩、奇特的画面仍然影响着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灵。因此,中唐的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内向的心理和压抑忍辱的性格,相反,他们成为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柳公权就是一个典型。与颜体的“筋”相反,柳公权是“骨”,“颜筋柳骨”,代表唐代楷书的两大基本特征,表现了当时审美意识的特定取向。

西安碑林柳公权书法

柳公权,字诚悬,生长在官僚士大夫家庭。“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年以进士擢第,累官翰林侍书学士、太子少师等。这位活了八十八岁的知识分子,以擅长书法为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皇帝侍书。

他步入皇宫是由于穆宗曾于佛寺见其笔迹而大为赞赏,后召见入充书诏学士。柳公权的理想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改造现实政治,要在官场上体现出某种进取性。但他所做的却是捧砚侍笔,这显然并非其理想。

柳公权在书史上的美名莫过其“笔谏”的故事了。据说荒唐的穆宗政僻治衰,却偏爱能充风雅的书法,故曾问柳公权笔法如何尽善尽美,柳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是用诙谐的语言借谈笔法来劝谏穆宗,把书法与儒家人格直接挂钩,试图表现出自己尽心忠君的正直胸怀,既不丢君主的面子,又履行了一个忠臣的义务,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者积极入世的态度,也是被后世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从政模式。

然而在文宗即位后,他又以“侍书”复召,仍充翰林书诏学士,一直到临死时虽被赐上柱国,封河东郡公,可是始终在国子祭酒、太子少傅等这些闲散职位上沉浮。

就书法来说,自从颜真卿雄豪宏大的风格一出,顿时风靡整个中唐书坛,但每一种文化现象达到炽盛和被顶礼膜拜的程度,往往就要产生变化。颜真卿在盛唐后期开创和树立起来的新的审美观念,在中唐特定文化形式下发展成为一种内涵不同的规范格式。柳公权早年曾学过王书的体势劲媚,欧体的瘦峻挺拔,但后来专学颜真卿的书法。为了立创新意,自成一家,改变当时只求颜书丰肥形象而不求其雄浑风神的情况,他融贯诸家,避开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笔力险劲似颜而结字紧凑似欧,形成了字体谨严、间架挺拔、骨力劲健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结构观念和构筑意识,世称“柳骨”。

柳公权在唐代楷书大家林立之中冲出重围,迸发出一种新的创造力,但他的书法作品传世者远不如颜真卿多,可见的代表作品结构严谨,法度精密,棱角分明,方折峻丽。像《金刚经》瘦挺清劲,磊落坚硬,反映了“柳书”的前期面貌。特别是《玄秘塔碑》,为柳公权六十四岁时矜练之作,其书体端庄,左右对称,横轻竖重,竖画顿挫有力,而长横格外瘦长,短横粗壮右起,撇画锐利,捺画粗重,行笔挺劲舒长,结字内敛外拓,整体干净利落。这种引筋入骨,寓圆厚于清刚之内的艺术风格,正是柳公权融合晋唐楷法而独出新意的成功之处。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我认为其启示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书风本身。诚然,对柳公权的评价褒贬不一,李煜认为“失之生犷”,米芾评论“丑怪恶札”,苏轼则说“自出新意”。撇开古人各自的书法意识不说,柳字确有失之拘谨、不够开张的地方,但柳书骨鲠的点画,爽健的顿挫,开放的结构,豪迈的外形,也确是风姿卓然。它既吸收王羲之、颜真卿的体势劲健,别开生面;又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其影响几乎波及整个晚唐以至明清。

有人把柳书的“风骨”与晚唐书法的凋敝关联起来,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晚唐自有其时代的文化环境与审美风貌。如果说中唐还有一些积极入仕的进取精神,那么晚唐则是完全逃遁人世的退避心境,不仅盛唐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象不见了,就是中唐各有特征的文化形态过渡与“守成”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裹足不前的退缩和萧瑟,这并非书法本身的技艺退化,也不是个人创造才能的不足,而是社会时代的变化所造成。

国势日衰,战乱频仍,民间生活的沉浮无定,文人学士既没有闲情逸致去讲究翰墨闲情,更没有大志去开拓新风,就是被人称为潇洒自如、文采风流的杜牧草书《张好好诗》,虽深得六朝风韵,但也不免气窘力乏,只有才子气质,无力另辟蹊径。苏轼对晚唐书法曾做过这样的概括:“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评杨氏所藏欧蔡书》)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颜筋柳骨”对中国书法的杰出贡献。

来源:《月读》2021年第01期     葛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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