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引首（乾隆题）
明代中期是中国文人画的鼎盛期，文人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围绕画作本身而展开的题款与题跋，通常不仅限于画家本人，也包括友人及鉴藏家的题款、印章、跋文等等，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有关画迹的诸多方面。对于一件画作的欣赏与研究，除了画面布局及风格特色，余下的便是与其相关的款与跋。
总体而言，款与跋所反映的信息不仅包括作者的诸如创作时间、地点、作品所赠对象，或其艺术的主张与情怀的抒发等等，还可能包括后人对画作本身作进一步的评价或因作品本身有感而发所题写的文字记录，而且这些记录经常具备相当程度的文献价值。
本文将就明中期文人画家的典型代表——唐寅的一张山水画长卷《溪山渔隐图》的款跋进行分析，试图借此揭示中国文人画之款与跋所具备的某些文献价值。
本画引首为：“渔隐”二字，款“乾隆御笔”，均为行书，钤“乾隆宸翰”朱文印。（见图一）
乾隆御笔题诗在画卷接近起手处的上方空白：
“或憩溪亭或漾舟，竿丝原不为槎头。底须姓氏询张孟，总是人间第一流。己卯夏御题。”
钤两印：几暇怡情、得佳趣。
然而，颇能反映作者心态的文字当然要数唐寅的题画诗，与乾隆的题画诗并列，见于卷首的空白处。
题曰：
“茶灶鱼竿养野心，水田漠漠树阴阴。太平时节英雄懒。湖海无边草泽深。唐寅画。”
钤三印：南京解元。伯虎。子畏。（见图二）
图二 乾隆及唐寅题画诗
据记载，唐寅自幼聪颖且喜欢读书，早年就和祝允明、文徵明切磋诗文，交谊深厚。为人性情高傲，轻视“举业”，补府学生后就不想应试了，后经祝允明劝说，只用一年钻研的功夫，就于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应天府（今南京）解元。次年赴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因科场舞弊案与江南富豪子弟徐经一起被捕入狱。唐寅获释后被发往江南为吏，他谢绝不干，且回老家吴县，遭世人唾骂，从此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并全靠卖画来维持生活。在此间曾游历祝融、匡庐、天台、武夷等名山，泛舟东海、洞庭、彭蠡。
在画上唐寅的诗跋，前面两句写景，“茶灶鱼竿养野心，水田漠漠树阴阴”，你可以想象在湖畔的傍水田园里，树林阴翳，无事在心之人可以驾一叶扁舟，随意荡去，支起茶炉煮一壶新茶，品茗之余垂钓，俨然一幅消散闲适的图画，天下之事一律与我无关的场景。
唐寅遭科场舞弊案以后，即放纵自己，酗酒狎妓亦家常便饭，以发泄胸中愤懑。晚年很少外出，日常坐在临街的小楼上，只有求他作画的人带着酒来访他，他的挚友除了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外，还有张灵等人，都是些“失意名场”的文人。
后面两句却是抒怀，“太平时节英雄懒，湖海无边草泽深”，是抒发他胸怀四海，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在秋水里，饮茶、垂钓、养野心”，实在是这位江南才子的满怀抱负无法得以实现的慨叹。正所谓“诗言志”，唐寅此时心境的展现，在这首诗里其实已经很充分了，若要是看画面，就更加全面。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两宋以前（包括两宋）的山水画，画上往往少见题跋。即使题，也经常是只有作者的名号，且颇为隐蔽。在没有题跋的画上我们尚且可以根据画面的内容来理解作者的意图，文人画兴起以后，“借物咏怀”就更加明显和直接了。不仅如此，文人画家大都精于诗词文赋，画上所题之文字既可以成为画面有机的组成部分，又可以在“画抒怀”之余加上了一重“诗言志”，这一境界的确是文人画的独到之处。
题画的款与跋不仅可以表达作者的创作动机、当时的心态、欣赏者对画作的评价，同时也可看作该画流传经过的参考依据。因此一张画作上的款跋，往往可以看成此画诸多价值的延伸。
除了画面上唐寅本人和乾隆皇帝行书御题七言诗之外，后隔水有王宠、程大伦、陆治、顾德育、居节等题跋五段。
王宠行楷题曰：
“六如此卷。苍润蒙密。淋漓畅快。时一展玩。则心与理契。情与趣会。令日从事于车尘马足间者。不无惭负于斯图耶。嘉靖癸未春石湖精舍书。王宠。”
钤印：王履吉印。（见图三）
图三 王宠跋文
王宠（1494-1533），苏州人。资质聪明，少时与兄守（履约）从蔡羽读书，并有文名7。文章学史记、汉书笔法，诗仿盛唐风格，但20年中八次应举未中，遂寄情文艺8。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藏锋敛毫，自成一体9。绘画并不是王宠的长项，但是兴之所至，其所画山水树石亦颇具元人倪、黄意趣10。另外，他与唐寅、文徵明都是至交，往来当中耳濡目染，于山水画自然有所体悟。由于这种朋友关系，《溪山渔隐图》很有可能是唐寅作为礼品送给王宠的，跋中“时一展玩，则心与理契，情与趣会”，按语气可知王宠随时可将此作取出欣赏。值得注意的是，画后面的五段题跋，除王宠所题“嘉靖癸未春”字样，点明了题跋的时间，其余四人均未写年号。
唐寅比王宠年长24岁，王宠在《溪山渔隐图》中所题嘉靖癸未春为嘉靖二年（1523）春天，其时唐寅尚健在（唐寅于嘉靖二年十二月二日病故，终年五十四岁），跋文字里行间充满赞美之词，特别是“令日从事于车尘马足间者。不无惭负于斯图耶”。对图中所绘渔隐的境界更是钦羡备至，又似乎有几分可望而不可即。特别是王宠喜山水，更喜山水画。正所谓“遇有佳山水，辄欣然忘去”。他擅诗书，亦能画，曾又有题画诗一首：“远岸疏林斜日外，春风碧水草堂前。匡庐突兀开屏障，坐看银河一道悬。”颇有山水境界。
之后便是太仓程大伦的行书题跋。据记载：程大伦，明人（生卒年不详），字子明，吴（今江苏苏州）人，书法全摹文徵明。（《王世贞·三吴楷法跋》）
的确，从行书字体的结构特征来看，此人得到了文徵明行书之三昧，学得很像，几可乱真，即使不是文徵明的入室弟子，他文派传人的身份应当是确定无疑。只是他的生卒年不详，与唐寅的关联也未见记载。
程大伦题跋曰：
“溪亭四面山。杨柳半溪湾。蝉响螳螂急。鱼深翡翠闲。水寒留客醉。月上与僧还。犹恋萧萧竹。西斋未掩关。
暖枕眠溪柳。僧斋昨夜期。茶香秋梦后。松韵晚吟时。共戏鱼翻藻。争栖鸟坠枝。重阳应一醉。载菊助东篱。
太仓程大伦。”
钤两印：程大伦印。半江道人。（见图四）
图四 程大伦跋文
文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在于笔墨之间，或雅园聚会，或疏林觅诗，抑或是同观法书名画，题识唱酬。一幅画，经不同人观后有不同的感受，也便是对同一幅作品的诠释和评价。当然或诗或文，不拘一格，
从后面陆治的题跋，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唐寅的评价。陆治行书题曰：
“子畏先生此图。画法苍古。出入营丘晞古之间。丹枫黄叶。瀑布流泉。叠渚回汀。悠然映带。诗翁野老。纵谈垂钓。使观者参物外之高踪。豁心情之纡郁。天机流动。泼泼眼底。非先生灵腕之妙。其能若是哉。展卷披对。能忘高山景行之想。包山陆治。”
钤一印：包山子。（见图五）
图五 陆治跋文
他认为唐寅此画的画法介乎李成和李唐之间，苍茫而有古意，且使人豁然开朗。又讲到观众可从画面上的场景迁想到画外的妙境，还赞扬了唐寅的“灵腕之妙”，也正因为如此，唐寅虽取法宋人，却化宋人之刚猛雄健为明人的文雅灵秀，所以方薰称赞他：“起而北宋画法有雅格。”
明初的山水画，因政治方面等原因，延续了南宋画风的“宫廷画”与“浙派”山水画占了上风；但是到了明代中期，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吴门地区以其经济的繁荣与自古以来所积淀的人文底蕴，使得文人本有的文雅灵秀之气在自由的艺术创作氛围中舒展开来，画坛产生唐寅这样的画家也就并非偶然了。虽然唐寅学的是宋人山水画，但由于山水画家的地域性特征，就使得画家的一笔一墨最终反映了生活环境的浸染，同时也透出了画家本人的精神气质，而不会仅限于粉本和图式（宋人山水）本身的约束。
题跋者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取向，所以款跋的内容也反映了不同的人对同一张画关注的不同角度。
陆治（1496-1576），苏州人，字叔平，家居包山，故号包山。工诗文。善写小楷，劲健秀整，亦能画花鸟竹石及山水。陆治画山水由元人入手而上追宋法，笔力挺秀，能努力创造新的结构和意境，并在明清画坛上获得好评和重视。文徵明的后继者很多，总数不下七八十人，兼擅山水、花鸟的陆治，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声名不在文徵明以下。据记载，他曾向当时领袖画坛的文徵明和以诗文书法著名的祝允明讨教学问和艺术。陆治和王宠几乎同龄，但远比王宠长寿，由于与文徵明、祝允明的交往，在文、祝的交游圈里也完全可能与唐寅相识。
接下来是顾德育行书题跋。题曰：
“湖上即事
镜里南屏空翠流。云中千树隔清秋。长竿只博余年景。不占人间特地愁。
波翻晴日乱鸥飞。秋满矶头片石矶。不是昼闲人迹少。自无尘到白云扉。
闲理扁舟湖水头。白云遮尽碧山秋。临风一醉无余事。欲采花不自由。
门柳阴阴湖水平。扁舟来往短桡轻。自炊菰米青精饭。一饱蓑衣待明月。
顾德育。”
钤两印：亨承。安雅生。（见图六）
图六 顾德育跋文
《冯元成集·三吴楷法跋》载：“顾德育，初号少潜，晚称安雅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抱瓮灌蔬以资朝夕。尤好读书，得异本，必手抄至数十百册。诗法岑参，字法钟繇，而酷似文徵明，唯老密处有别耳。”
有关顾德育的记载不多，观本画跋文，其书取法文徵明是显而易见的，但和程大伦与居节相比，似乎更有自家面目。
居节行书题曰：
“染青烘翠湿未收。连山画出石湖秋。船头仰面吹横笛。明月满身如水流。
吴市行歌懒负薪。扁舟原是五湖人。苎萝女子曾游地。到晚云山也效颦。
芙蓉楼在碧湖头。高卷湘帘见水鸥。屈膝屏前峰数点。三湘烟树九嶷秋。
吴王行处锦江山。赐剑人亡白日寒。试上拜郊台上望。满湖风雨一渔竿。
白石滩边双鹭鸶。羽毛如雪立多时。船头一缕青烟起。正是天随茶熟时。
一卷鱼经一钓竿。年年江渚傍风湍。酒酣月出披蓑卧。雪满千山生夜寒。
牧豕生居节。”
钤两印：居节印。士贞。（见图七）
图七 居节跋文
居节（1527-？），苏州人，少时曾向文嘉学习书画，文徵明看到他用笔，十分惊喜，于是亲自指点。因此居节的山水画和书法不仅能紧追文派作风，还能进一步模拟唐、宋，具有一种清幽秀媚的风致。在文氏的弟子中，居节的成就可称第一15，尤其是在山水画方面。
综上所述，《溪山渔隐图》之画跋，除了唐寅本人和乾隆皇帝，共涉及五个人物。五人当中，程大伦和顾德育虽无确切生卒年份，但书体均宗法文徵明，文氏传派确定无疑；王宠比陆治年长两岁，从情理上说，陆治的题跋很可能是应王宠之邀而为之；而居节则比王宠小33岁，按生卒年推算，王宠过世时，居节仅6岁。从画跋内容看，居节的文字有对此画的观后感慨，还有对画中所描绘情景的应和，以及对唐寅一生的缅怀，前几句像是步顾德育题画诗之韵。然而，居节因何机缘得以在此画上题跋尚不得而知。
来源：《国画家》2011年05期 刘学惟
